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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 (ラスト・バタリオン 蒋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

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 (ラスト・バタリオン 蒋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

  • 作者: 野島剛

  • 原文作者: Nojima Tsuyoshi

  • 譯者: 蘆荻

  •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 出版日期:2015/01/08

  • 語言:正體中文

  • ISBN:9789570845075

  • 規格:平裝 / 424頁 / 25k正 / 14.8 x 21 x 2.12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內容簡介

日本帝國最後的軍人,竟然是台灣現代國防的起點?   繼《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謎樣的清明上河圖》後,   日本知名新聞工作者野島剛從《蔣介石日記》出發,   走訪白團成員及其家屬,取得大量從未曝光的日記與自傳,   親眼目睹台灣國防大學祕藏數十年的白團書庫最高機密檔案,   耗時七年書寫時間,揭開蔣介石與日本關係、與白團的神祕面貌!   學習與克服──蔣介石的一生,反映出近現代中國與日本的糾葛 蔣介石的一生,可以說是與日本有著切也切不斷的「緣分」。這並不只限定於蔣介石個人,而是生在那個動盪時代的中國人不管願不願意,都無法不去面對時時刻刻來自鄰國日本的「時代的邀請」。   沒有人可以否認,現代中國的歷史,可說是與蔣介石個人的命運緊緊相繫的。另一方面,從蔣介石的一生起伏,特別可以清楚看出當時日本與中國關係的投射;因此,研究蔣介石與日本的關係,就等於是探索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   學習日本、利用日本、最後克服日本,   蔣介石以這樣的形式,推動著某種「歷史意志」的運作。   而在這當中,最能特別體現出橫跨在蔣介石與日本之間,可稱之為「學習與克服」這道橋梁的事物,正是《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所要探討的主題──白團。   從未公開的史料──揭開白團的神祕面紗   白團的成立與實現,正是發生在台灣的命運由黑暗轉為光明的這短短一瞬間。在美國捨棄台灣的時候,白團誕生了,並且逐步發展;爾後不久,美國重新恢復了對台灣的支援。這時候的蔣介石,深深陷入了對美國的「絕望」以及「感謝」這兩種矛盾複雜的情緒當中。一方面,他對於在自己苦難之際仗義伸出援手的白團懷抱著深深的感謝之情,但另一方面,美國的軍事援助仍然是他賴以防衛台灣,乃至反攻大陸的關鍵,這一點也一直沒有變過。   如此看來,白團能夠在台灣活動長達二十年之久,其實是諸多偶然要素匯聚之下所產生的結果。這樣一想,若是我們將白團的存在,視為在錯綜複雜的現代亞洲孕育下猶如奇蹟般誕生下來的「怪胎」,或許一點也不為過。   野島剛以近年公開發表的《蔣介石日記》為起點,鍥而不捨探索散落台灣、美國、日本三地的龐大資料,包括從未公開的《曹士澂檔案》、白團成員家書、日記等珍貴史料,同時透過對相關人士的縝密訪談,忠實描繪「政治家蔣介石」最真實的面貌,以及日本軍事顧問團「白團」實際活動的情況,呈現白團在「報恩」和「反共」的外表形象之下,更私密更真實的人性一面。 國際媒體好評   《週刊Diamond》:翻譯家、政治・經濟評論家徳川家廣:新聞記者出身的作者善於採訪、透視人性,詳實呈現出戰敗的舊帝國軍人透過協助蔣介石對抗共產黨,而在台灣重新找到生命價值的過程。   《朝日新聞》:日本近現代史研究者、著名作家保坂正康:作者關懷層面既深且廣,不僅重建了二戰之後跨越台日兩地的祕密軍事援助體系,也注意到舊帝國軍人缺乏戰爭反省的那一面。   《日本經濟新聞》:東大準教授川島真:瑕不掩瑜,作者發掘了密藏數十年無人知曉的史料,想要了解二戰之後東亞地區的冷戰格局,必讀本書。


作者簡介


野島剛


  資深媒體人,作家。1968年出生,就讀日本上智大學新聞系期間,曾赴台灣師範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交流學習。1992年畢業後,進入朝日新聞社展開記者生涯。曾任職於朝日新聞社佐賀支局、西部本社等,2001年起擔任駐新加坡特派員。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地前線採訪。


  其後擔任東京本社政治部記者,2007至2010年擔任駐台北特派員。擅長採訪報導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目前在日本、台灣、大陸等地許多媒體上開闢專欄發表時事評論。著有《伊拉克戰爭從軍記》等多部作品,已在台灣出版《銀輪的巨人GIANT》、《兩個故宮的離合》(聯經)、《謎樣的清明上河圖》(聯經)。2014年將中文漫畫《中國人的人生》譯為日文,榮獲日本文化廳藝術祭漫畫部門優秀作品獎。


譯者簡介


蘆荻


  台大歷史所碩士畢,大隱於市、靜觀紅塵流轉的癡人一枚。


  曹雪芹與劉姥姥的愛慕者,目前正致力於如何將茄子做出雞肉味的祕訣中。

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 (ラスト・バタリオン 蒋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
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 (ラスト・バタリオン 蒋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

目錄

序 章  病榻上的前陸軍參謀 第一章  蔣介石是怎樣的人? 空前絕後的日記 在因緣的土地上 兩度日本體驗 第二章  岡村寧次為何獲判無罪? 身為中國通軍人的岡村寧次 「以德報怨」演說與協助國民黨 如果岡村被判處死刑的話…… 第三章  隱藏在白團幕後的推手 《曹士澂檔案》 環繞著《螞蟻雄兵》的種種 關鍵人物──小笠原清 第四章  富田直亮與根本博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 古寧頭戰役之謎 儼然「軍師」般的存在 第五章  他們所留下的成就 奇貨可居的敗北者 在圓山的日子 模範師與總動員體制 第六章  戶梶金次郎所見的白團 軍人的肺腑之聲 不只是理想與信念 解散的預感 第七章  祕密的軍事資料 東洋第一的軍事圖書館 調研第○○號 服部機關的影子 第八章  「白團」究竟是怎樣的一段歷史? 白團的存在應當被攤在陽光下嗎? 楊鴻儒的悲劇 日中台與蔣介石,以及白團 尾聲  溫泉路一四四號 後記 附錄  調研資料一覽表(一九五二年十月) 〈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成立之意義〉 相關大事年表


《最後的帝國軍人》台灣版序   在這篇序文的開頭,我想先坦白承認一件事,那就是台灣史的複雜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種種悲劇意涵,對於像我這種位處於外部研究台灣的人而言,實在充滿著難以抗拒的魅力。對於受大和民族壓倒性的支配、走在「萬世一系」這種世界絕無僅有的線性歷史軌跡上的日本人來說,在台灣這個並不算大的島嶼上,那充滿著民族、族群、政治勢力、外國(當然也包括日本)彼此糾結交織關係的近現代史,確實是令人由衷感到驚歎不已的。   在我看來,白團的存在,正是這種台灣複雜性的象徵,而受到這種複雜性所深深吸引的我,在求知之心萌生下所誕生的成果,正是這本《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   台灣,在今年正逢開戰一百二十週年、蔚為話題的甲午戰爭中,隨著清朝遭到擊敗,被納入了日本的掌中。對於這樣的清朝感到失望、投身革命的年輕蔣介石,從日本學習了相當多的事物。爾後,蔣介石成為中國的領導者與日本交戰,並打敗了日本,但隨後卻又遭到毛澤東擊敗,狼狽地逃到了從日本手中收復的台灣島上。就在這種局勢下,以台灣為據點的蔣介石,為了抵抗共產黨「解放台灣」的攻勢,從日本號召了過去曾與自己交戰的舊日本軍人,並將重建一度土崩瓦解的軍隊之重責大任託付給了他們。   這種充滿著層層矛盾的關係,究竟該從何開始釐清才好呢?白團的存在,或許正是解開這層迷霧的最佳素材吧!   正因為其間的關係是如此錯綜複雜,所以解明的作業也相當耗時費力。我對「白團」這個名稱有些神祕的集團產生興趣,是始於二○○八年夏天在美國史丹佛大學進行研究的時候。當時,我在閱讀蔣介石日記時發現了許多有關白團的記述,於是下定決心,要將這些內容寫成一本著作。可是,隨著調查工作的日益深入,我所涉獵的範圍,已經不止於白團活動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八年這二十年間,還包括了從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到國民政府撤退台灣的這五年間,甚至一路回溯到中日戰爭,乃至於辛亥革命;在這樣的追溯過程中,我一邊蒐集資料,一邊也反覆進行著相關的訪談。   在這樣的作業之中,我最後所探尋得出、有關這一切的原點是:現代中國的歷史,可說是與蔣介石個人的命運緊緊相繫的。學習日本、利用日本,最後克服日本,蔣介石以這樣的形式,推動著某種「歷史意志」的運作,這就是本書最後得到的結論。   我很清楚在台灣,有關蔣介石的歷史與政治評價一向是相當敏感的主題,不過我的立場是相當明確的,那就是:重新理解蔣介石,不只是對台灣、對日本乃至於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理解,也都是相當有助益之事,而這部分的工作,以現在的狀況而言,不過是剛剛起步罷了。隨著冷戰結束以及兩岸關係的變化,如今對於蔣介石的研究,正以和往昔截然不同的方式逐漸開展。在這各方面的優秀人才不斷努力踏出的步伐當中,我希望自己的這本作品,能夠成為這廣大洪流的一部分,為正確理解蔣介石的重大任務略盡棉薄之力。更進一步說,能夠讓對蔣介石理解最深的台灣人閱讀到我的作品,對我而言是極大的榮幸,同時也是相當嚴格的試煉。但願書中描寫有關白團的過往種種,能夠多多少少喚起台灣的人們對於這段過往歷史的求知與好奇心,這是我由衷的期盼。   本書在日本付梓的時間,是二○一四年的四月。或許是十分湊巧吧,就在同一時間,日本與台灣的有志之士成立了「白團顯彰會」;顯彰會初次的活動是在新北市樹林區的海明禪寺,舉行對白團的團長富田直亮,也就是白鴻亮的逝世三十五週年追思儀式。而在這之前,他們在台北舉辦了一場演講會,會中邀請了我,以及在本書中也有登場的陳鵬仁先生擔任講師,就白團的相關內容發表演講。和本書的刊行幾乎有志一同的顯彰會成立一事,令我不禁感到緣分的不可思議。   不只如此,在會中,有許多原來彼此互不相識的白團成員遺族從日本前來參加活動,他們一方面互相確認父親生前的活動,同時也彼此進行交流;在這過程中,我之前為了本書取材而蒐集的白團成員住所與電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對於自己多少能夠為我取材的主題─白團的成員做出一點小小的回饋,我個人感到相當欣慰。   關於白團幹部的實際情況,我這本書還有許許多多未能道盡的部分。包括我手邊所擁有的戶梶金次郎日記等資料,和留存在台灣國防大學裡,「富士俱樂部」尚未整理的龐大資料與藏書,雖然不知對於後世的研究是否真能有所幫助,但我希望今後能為這些史料的系統性保存與整理,繼續一盡己力。   本書是我的第五本作品,就台灣譯本而言則是第四冊,同時也是聯經出版的第三冊著作。在這些著作當中,這本《最後的帝國軍人》是我寫過篇幅最長、耗費時間最多,同時也是最殫思極慮的作品。   關於本書的刊行,我想在此感謝聯經出版公司工作人員的多所關照。對於他們溫暖與寬容的態度,以及盡可能配合身在海外的筆者我諸多任性的要求,請容我在此由衷表達最深的感謝之情。同時,對於譯者蘆荻小姐力求正確且謹慎的工作精神,我也要致上深深的謝意。   時值台灣版刊行之際,最後我想說的是:台灣對我而言,不只是「採訪的現場」、「執筆的現場」,更是「讀者所在的現場」,這是我最深的體悟。



 

序章 病榻上的參謀


面臨敗戰的三十四歲


糸賀公一於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出生在出雲大社附近的島根縣簸川郡多伎町(現為出雲市),是家裡十一個兄弟姐妹中的長子。他的父親是農會會長,在地方上是相當知名的人物。


根據糸賀的長男─前富士銀行常務董事糸賀俊一所述,糸賀家原本是和歌山地方的鄉野武士,當時家族的姓是「糸我」,後來在南北朝時期隨同南朝作戰,轉戰於山陰一帶,最後輾轉來到出雲地區落腳,在這過程中才改姓為「糸賀」。


糸賀公一中學畢業之後,通過了陸軍士官學校預科的考試,從此開始踏上成為陸軍菁英的道路。一九三○年(昭和五年),他以陸士第四十四期的身分入學,並於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自陸軍大學畢業。因為他有一陣子身體出了問題,所以留在陸士學校擔任了兩年的戰術教官;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糸賀升任大本營陸軍參謀,並於隔年被派遣到滿洲,配屬在從馬來半島返回的山下奉文大將麾下,擔任對蘇作戰的第一方面軍參謀。


可是,隨著南方戰線的情勢日趨不穩,糸賀的任務也變了調。


滿洲的兵器漸漸被抽調走,滿洲的陸軍也被抽掉了骨幹,對蘇聯作戰已經變成了不可能之事。於是我先是轉任到參謀本部,接著又被派到新加坡。


糸賀在陸軍最後的職務,是以新加坡第七方面軍參謀身分畫上句點的。當時第七方面軍的司令官,是在東京大審中作為A級戰犯被判處死刑的板垣征四郎。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三月糸賀升任中佐,八月戰爭便結束了。


之後,糸賀在新加坡負責與重返此地的英軍進行斡旋,在樟宜收容所和戰犯們一起度過了兩年。據俊一先生所述,糸賀幾乎不曾提起他在新加坡這段經歷,不過讓俊一先生至今印象猶新的是,父親曾經有過這樣的感想:「英軍那些傢伙的腦袋很好,也相當好說話,但是也有很多地方讓人無法掉以輕心,因此必須時時保持警戒才行。」


復員之後,三十七歲的糸賀回到了故鄉島根縣,也回到了帶著四個幼子,一直等待他回來的妻子身邊。舊日本軍的解體以及公職追放,讓糸賀半生積累的專業瞬間化為泡影。


有件想要拜託你的工作


接下來該怎麼過活才好?糸賀的心中一片晦暗。


「軍隊沒了,國家也沒了,再就職也不可能;要賺點錢的話,到底該怎麼做才好,真是頭大啊!……算了,就先從農夫開始做起,耕種自己的田地,想辦法努力活下去。」


身為長男的糸賀,肩負著扛起一家生計的重責大任。不只是妻兒,他的弟弟妹妹們,也都跟兒子俊一的年紀相差不了多少。


雖然過去幾乎沒有任何種田的經驗,不過糸賀生來就是熱中於研究的個性,於是,只見他不知從哪裡弄來了當地特產無花果的新種子,接著便一頭栽進農業之中,最後總算維持住一家的生計。


當糸賀在陸軍的學長小笠原清捎來訊息,表示「希望你能到東京一趟,有件想要拜託你的工作」時,已經是糸賀回到故鄉的第三年,也就是一九五○年(昭和二十五年)的夏天。


小笠原清,正是日後以白團日本方面事務局長的身分,活躍一時的人物。他以最後一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心腹中的心腹自居,日本敗戰之後,岡村停留在南京安排日本軍民返國,小笠原也寸步不離地追隨在側,將一絲希望寄託在中國;岡村回國之後,和蔣介石攜手共同推動組建白團,而小笠原也作為岡村的股肱,為白團的運作而盡力奔走。


對這個時候的糸賀來說,不管是什麼樣的工作,只要有工作就謝天謝地了。於是他搭上了夜車,趕到東京和小笠原見面。而他從小笠原那裡聽到的,是這樣模模糊糊、細節不清的工作內容:希望你能前往台灣,幫助蔣介石和共產黨作戰。報酬當然相當優渥,只不過,這可能是份得賭上性命的工作唷!


當時,已經有好些八卦雜誌頻頻報導所謂「台灣義勇軍」的話題。「為了幫助蔣介石而前往台灣的前日本軍人」─這樣一個有如痴人說夢般的計畫,居然會和我扯上關係?糸賀實在完全無法想像。


雖然糸賀從前曾在滿洲服役過,但是嚴格說起來,他並不是那種通曉中國事務的所謂「中國通」。儘管如此,面對小笠原的邀請,糸賀只簡簡單單地回了兩個字:「我做!」


誠如小笠原話中的暗示,這份工作的報酬想必超乎一般的豐厚,而其中所蘊含的風險,糸賀自己也心知肚明。然而,這些都不是他之所以如此簡單應允的主因。


據糸賀自己的估算,接下這份工作,一定能夠充分支應島根老家親人的生活所需,然而,比起家人的生計更重要的是,他現在正值身為軍人活力最旺盛的年紀,而這份工作,正是讓他竭盡半生所學的知識與經驗,重新發光發熱的最佳舞台。這種強烈的誘惑與魅力,才是讓他當下如此斬釘截鐵回應的最大理由。


糸賀是擬定作戰計畫的專家。來到台灣之後,他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密切參與制定以奪回中國為目標的「反攻大陸計畫」,同時也是白團於一九六八年解散時,最後留在台灣的五人之一。


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在這個時期,有數百名陸海軍人員分別接受了小笠原以及其他白團發起人的徵詢,看他們是否願意渡海前往台灣,其中最後接受邀約的大致有一百人,實際混進貨輪裡面、偷渡到台灣的總人數為八十三人。


在戰後亞洲混亂的國際情勢中,綻放獨特異彩的地下軍事顧問團──白團,就這樣開始了它的行動。


第四章 富田直亮與根本博


我去釣個魚


就在根本博在東京過著晴耕雨讀的退役生活之際,出乎意料之外地,在他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名自稱為「李銓源」的年輕人。李銓源表示,他是國民政府傅作義將軍的使者,希望能夠邀請他「前往台灣指揮戰爭」。


傅作義是曾經和根本直接交手過的敵將,兩人在戰後處理的過程中也有相當多的交流經驗;對根本來說,傅作義是一位在人品上相當值得信賴的人物。只是,之後證明,所謂「傅作義的邀請」云云,完全是一個捏造出來的謊言。(譯註:傅作義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向共軍獻出北京城投降。)


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根本博扛著釣竿,說聲「我去釣個魚」之後便離開了自家,和陸士二十四期的吉川源三等八人,從東京車站一路前往九州。六月初,他們從宮崎搭乘小型漁船潛渡到台灣,但在途中遇上海難,幸好得到沖繩的美國海軍救援才倖免於難;雖然幾經波折,不過他們最後還是成功到達台灣,並在台灣北部的基隆登陸。


然而,根本一行人到了基隆之後,卻一直聯絡不上台灣方面的接頭人員,於是他們又被員警給拘留了起來。直到一個月後,在湯恩伯將軍的斡旋下,根本等人才終於獲得了釋放。對於該如何處理這些突然造訪的不速之客,台灣方面也是大感頭疼,最後除了根本之外,其他的成員全都遭到遣返回日本,並由曹士澂負責收拾殘局。


當根本停泊在宮崎的事情曝光之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有關他的問題被提交到了參議院院會進行討論,而日本各界雜誌對於「台灣義勇軍」一事的推測,一時之間也甚囂塵上,結果就是潛伏在地下的白團計畫各相關人員,不得不暫時將神經繃得更緊,就怕發生什麼出乎想像的意外……


死守金門


根本在這一年的八月成為湯恩伯將軍的私人顧問,然而國民黨此時已經陷入了崩潰的局面。從上海到廈門,各重要據點陸續陷落於共軍之手,除了台灣以外,國民政府就只剩下金門、馬祖等寥寥幾個島嶼而已。為了保住反攻大陸的橋頭堡,蔣介石絕對不能失掉最接近廈門的金門島;然而,不管在誰看來,金門的陷落也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十月二十五日深夜,共軍展開了對金門島古寧頭海岸的登陸作戰。最初,國民政府軍的防衛作戰,原本是考慮要在灘頭阻止共軍的登陸,但根據根本的手記,後來根本提出了建言,指出正面衝突將極為不利,於是整體的作戰計畫便改變為放共軍登陸,然後再加以殲滅的方針。


國民黨軍布署在離海岸有點距離的台地上,等到共軍登陸上岸之後,便集中全部的火力加以攻擊,而共軍卻似乎因為連戰連勝的緣故,顯得有些輕忽大意。結果,共軍整個陷入了一片大混亂,登陸用的舢板幾乎全被燒光,高達數萬人被俘虜,此次戰役最後便以國府軍的大勝利作結。


這場戰役對國民黨而言,簡直就像久旱逢甘霖一樣,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在連戰連敗的國共內戰中,能夠取得這樣一場久久不曾見到的大市利,對於低落的士氣,可說有著相當大的鼓舞效果。同時,國府軍在金門島的勝利,也使得共軍被迫不得不重整對於台灣的攻勢,從而給國民黨爭取了寶貴的時間。雖然這樣說或許有點結果論,不過之後隨著韓戰爆發導致美軍介入,並使中台分斷的形式固定化,但假使金門在這次攻勢中陷落的話,共產黨的「台灣解放」或許會在韓戰之前便已實現也說不定吧!


現在,金門仍然處在台灣的支配領域下;雖然緊張的情勢已經緩和許多,但它做為中台之間最前線的地位仍然不變。從這點來看,這場古寧頭之戰可說具有著極大的歷史意義。


根本博真的有提出「直接導致國軍勝利的關鍵策略」嗎?


就算在這樣的情況下,湯恩伯和根本的友情仍然持續不變;當他在日本入院的時候,根本幾乎是每天前往湯恩伯的病床前探病。


既然兩人的關係如此親近,那麼若是湯恩伯在金門真的指揮了古寧頭之戰,那麼根本的貢獻,也就有很大可能是貨真價實的存在。然而,若是湯恩伯當時並沒有執掌戰役的指揮,那麼根本的貢獻,就很有可能其實只是他自己想像下的產物、或者是多方誇大的結果。


湯恩伯的軍隊一向以軍紀紊亂、統御無方,戰鬥力薄弱知名,就算在國共內戰中,也是連戰連敗。儘管如此,蔣介石對湯恩伯仍然不失溫情,將上海防衛戰的責任託付給他,然而湯恩伯卻又在那場戰役中,遭到了慘痛的失敗。更有甚者,當放棄福建省的重要據點廈門後,湯恩伯向蔣介石請求另派他人接替自己的司令官一職,結果卻被蔣介石用近乎斥責的語氣對他下令說:「直到最後,我都不會同意更換司令官,給我死守金門!」


於是,金門的防衛司令官仍然是湯恩伯,可是就在金門之戰達到最高峰的古寧頭戰役之前不久,湯恩伯的司令官位置,終於被胡璉將軍所取代。


根據有關金門戰役的報導文學《無法解放的島嶼》一書的作者、居住於金門的作家李福井所言,湯恩伯與胡璉的交接時間,正好與古寧頭之戰是重疊的,結果很有可能導致當時的指揮權,事實上處於一種曖昧不明的狀況下。


根據李福井的看法,戰役的前半仍然是由湯恩伯所指揮,但在進行到一半之際,便由胡璉接手負起指揮之責。事後不久,胡璉一方便積極主張金門戰役的功績應當歸於他們這邊,但這樣的說法也引起了湯恩伯舊部的激烈反駁,雙方的爭論直到如今,仍然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


不過,在胡璉部下的回憶錄中,曾經提及胡璉在受命指揮之際,曾在戰場上「與湯恩伯將軍的日籍顧問根本博會面」。由此可知,根本博當時人在金門戰場上,這點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對於他的貢獻究竟到什麼程度,我們卻沒有足夠的資料能夠證明這一點。


二○一三年我走訪金門之際,李福井針對根本博的問題,對我提出了這樣的見解: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會根據湯恩伯將軍的影響力究竟到什麼程度,而產生出不同的判斷。儘管當時湯恩伯仍然是處在指揮官的位置上,但是實權卻已經移交到了部下手中,換言之,他不過就是個象徵性的存在罷了。根本這位日本人為了報答蔣介石總統的恩義而投身戰場,這是事實沒錯。只是,要說在他投身戰場的這段時間中,在古寧頭戰役扮演了什麼重要的角色,甚至是提出了「直接導致國軍勝利的關鍵策略」,以當時湯恩伯的影響力來考量,我想未必就有這樣的事。


在現今民主化的台灣,若是有著明確的史實,那麼不管當時的派系鬥爭有多激烈,要想完全否定乃至抹殺某一件事的存在,必定相當的困難。關於李福井對根本的見解,是否就是最妥當的答案,我自己至今仍然抱持著疑問;為此,我衷心期待將來能夠發掘出更詳盡的史料,以確定這件事的事實所在。


第七章 祕密的軍事資料


來自日本的龐大軍事資料


在我前往國防大學訪問的半年前,我曾經造訪台灣的「國史館」。


儘管國史館本部是位於遠離台北市區的新店山區,不過在屹立於台北市中心的舊台灣總督府─也就是現在「中華民國」總統府的正後方,還有一間已經數位化的電腦檔案室。


從二○一○年開始,我便一直在這裡閱覽眾所矚目的新公開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大溪檔案)。二○一一年冬天,我再次造訪國史館,連日埋首於探尋有關富士俱樂部的文書檔案中。


我在認為可能與白團有關的數百件文獻當中,逐一調查其中的內容,最後,終於讓我找到了一份名為〈資料整備及調查研究實施概況〉的文件。


這份檔案的相關資訊上寫著「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年),岡村寧次向蔣中正總統提出」。當我看到這行字時,忍不住在心裡大喊:「賓果,就是這個了!」


當我打開檔案的封皮時,開頭出現的是一份表格。


這是一九五三年十月到翌年九月,作為整體綱要的計畫表。因此,這份資料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呈現出日本方面為了配合白團的運作,將資料送往台灣這個行動的重要史料。


表格中央的「資料相關」,指的是已經刊行的書籍與文書;「調研相關」則是「富士俱樂部」獨自進行調查研究後做成的資料。就書籍類與調研資料分開這點看來,跟國防大學內的資料庫顯然也是一致的。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得知,富士俱樂部的活動內容,除了書籍和戰前資料的蒐集,同時也包含了自行調查與製作的研究資料在內。


繼續閱讀這份文件,映入眼中的是一行又一行整齊排列著、高達數千冊的書名和資料名稱。


這些都是富士俱樂部當作資料送往台灣的圖書目錄,同時毫無疑問地,也是小笠原所自豪的「東洋第一軍事圖書館」的詳細收藏清單。


基本上,「已送出」的內容,多是以公開刊行的書籍為主,主要是將在日本比較暢銷的軍事書籍運往台灣。不過在這當中,其實也夾雜著官方資料與軍事機密資料。


緊接著「已送出」項目之後,記載的則是「已送出相當數量(部分送出)」這一項目。


關於這份書目當中曾屢次提及的「兵要地誌」,我在後面會加以詳述,不過此處可以說明的是,它是軍事上絕對不可或缺的事物,因此毫無疑問是屬於軍事機密資料。其他列在「部分送出」項目中的,還有包括「憲兵資料」、「細菌戰資料」、「總動員資料」等明顯機密度甚高的資料。


再往下看到「未送出(含搜索中)」這一項,除了「兵要地誌」以外,也包括了「中野學校教材」、「幕僚必攜」等明顯屬於日軍內部流通文件的書籍。接下來,在「第一次請求支援資料中(大致已滿足需求者)」這欄中,表列了大約十冊相關文件;這些文件相當明顯,都是屬於軍事資料之列。再下來的欄位是「送出資料一覽(沙盤推演相關)(二八.六.一)」,這部分目錄所列出的,幾乎全部是機密資料;當我看到這批清單時,不禁大為驚訝。


另外還有一份表單,名為「調研資料一覽表」,編纂日期是「昭和二十七年十月」。(請參照附錄資料)這份「調研」資料既不屬於一般書籍,也非戰前留下的軍事資料,而是由「富士俱樂部」一手獨力編纂而成的資料。所謂「調研」,大概就是「富士俱樂部」的別名吧!


從這份龐大的資料清單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富士俱樂部」並不只是蒐集資料,而是不愧「調研」之名,擁有極端優秀「調查與研究」能力的一個組織。


調研資料的內容不只限於軍事,還旁及國際情勢以及思想、哲學的領域;光是從建構出這份清單這一點,就足以看出當時的「富士俱樂部」麾下必定是英才濟濟。


相互連結


服部機關的戰史編纂任務在一九五五年左右大致告一段落,而GHQ則是在《舊金山和約》正式簽署後宣告解散(一九五二)。


另一方面,富士俱樂部的活動則是自一九五三年開始,大致持續了十年;換言之,我們可以相當自然地認定,服部機關的一部分機能與情報,事實上是被富士俱樂部吸收繼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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