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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一個無關緊要的年分,作者: 黃仁宇

萬曆十五年:一個無關緊要的年分

作者:黃仁宇

出版日期:2024/05/30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平裝

頁數:416

開數:25開,長21×寬14.8×高2.3cm

ISBN:9789570873061

出版社:聯經


萬曆十五年:一個無關緊要的年分|作者 黃仁宇
萬曆十五年:一個無關緊要的年分,作者 黃仁宇

簡介

萬曆十五年,西元1587年,一個無關緊要的年分,

卻呈現帝國走向喪敗的癥結,也是黃仁宇旋風的起點。


兼具文學性與大歷史觀的經典之作

《萬曆十五年》是史家黃仁宇最著名、流傳最廣的著作,也是他大歷史觀主張的宏觀展現,一面探討歷史,一面檢討近代中國的處境,見微知著,從零碎事件書寫起,再整合所有元素,建立開闊、長遠的視野。不同於其他史書,除了豐富史料,他的筆法通俗,極富戲劇性,生動探討人物內心所思所想,將冰冷的歷史事實生靈活現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何以細枝末節的數件小事,卻顯露了中華帝國的衰頹?

黃仁宇以前所未見的獨特視角,開啟書寫中國史的新風貌。他探問一個無關緊要的一年間所發生的數件微不足道之事,展示出中國傳統的禮教道德,如何綑綁思想制度的革新、箝制帝國腳步、消耗殆盡創新的能量,而當中國在僵化中走向衰亡,西方則在變動中進步神速。


跨世代、跨國界,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一本書出版後風靡中、英文世界,不被時代淘汰,必有其特殊之處與意義。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提出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乃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與愛護,改變了人們對一個朝代的詮釋,啟發了多少歷史研究者、愛好者,其力量跨越世代與國界,迄今仍生生不息,持續影響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本書中文繁體版於一九八五年首度在臺出版,如今在四十年後由黃仁宇兒子黃培樂(Jefferson Huang)授權聯經再度印行,經過重新排版校對,增補配圖,並列為聯經版「黃仁宇文集」之首,此書中黃仁宇對傳統中國政治、社會的獨到解析,將因此而繼續流傳。


作者簡介

作者:黃仁宇

1918年出生於湖南長沙,2000年1月8日逝世於美國紐約。天津南開大學肄業,成都中央陸軍官校畢業,美國陸軍參謀大學畢業,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陸軍少尉排長、中尉參謀、駐印新一軍司令部上尉參謀、少校參謀、駐日代表團少校團員,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New Paltz)分校教授。


黃仁宇主要研究領域為明史,並提倡「大歷史觀」而為人所知。「大歷史觀」不對單一歷史人物或事件作評價,而是通過分析當時代政治、社會整體面貌,進而掌握歷史的特點。主要著作有《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等。


目次

《萬曆十五年》聯經版出版說明/林載爵

自序

第一章 萬曆皇帝

第二章 首輔申時行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四章 活著的祖宗

第五章 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第六章 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第七章 李贄──自相衝突的哲學家

參考書目

附錄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之二百一十九

 《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之二百二十五

 《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

 關於《萬曆十五年》的三數事

 萬曆皇帝:長期荒廢政事與消極對抗/厄普代克(John Updike)


自序

《萬曆十五年》一書雖說只敘述明末一個短時間的事蹟,在設計上講卻屬於「大歷史」(macro-history)的範疇。大歷史與「小歷史」(micro-history)不同,則是作者及讀者,不斤斤計較書中人物短時片面的賢愚得失。其重點在將這些事蹟與我們今日的處境互相印證。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題發揮,而應竭力將當日社會輪廓,盡量勾畫,庶幾不致因材料參差,造成偏激的印象。

中國的革命,好像一個長隧道,需要一百零一年才可通過。我們的生命最長也無逾九十九年。以短衡長,我們對歷史局部的反應,不足成為大歷史。讀者若想要高瞻遠矚,首先必將歷史背景推後三、四百年。「萬曆十五年」旨意於是,因之我們才可以確切看到中國傳統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等等有它們的結構與節奏,也有它們牢不可拔的特點,與新時代應有的條件一比,距離過大。一到必須改革創造之際,不可能避免一個地覆天翻的局面。

這種波瀾之大,也不自中國始,從大歷史的觀點看,英國十七世紀,人口不過四百萬至六百萬之間,曾經發生解散議會,內戰,弒君,行民主制,改獨裁制,復辟及第二次革命的事蹟。也有淸敎徒的醖釀,英皇受外國津貼,成立袐密協定,行暗殺,發傳單,束縛異敎徒的人身自由等等糾葛及黑幕,前後超過半個世紀。直到國內低層機構徹底改造之後,得因一六八九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才漸漸有條理。當年赫爾特(John Holt)為首席法官,他命令行普通法(common law)的法庭,接受與商業有關的案件時,照商人習慣辦理。茲後農業與工商業對流,全國經濟併為一元,成為該國十八世紀後富強的基礎。

其他國家也無不經過這種磨折。美國為得天獨厚的國家。開國時已有了英國法治的經驗,又在一個空曠的地區發育成長,仍因南北制度之不同,發生內戰。又因為銀行貨幣、工會組織、聯邦商業管制、反托拉斯(anti-trust)等問題,發生無數糾紛。所以一個農業國家要蛻變成為工商業國家,不可能避免改造期間的痛苦。我們小時候讀書,總以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在短時間把一切弄得頭頭是道,使中國相形見絀。殊不知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已經有了諸藩間的「藏元」以及「問屋」、「諸仲間」、「迴船」等等組織,其社會已在逐步商業化。況且明治維新進步過猛,其內部不健全的地方仍要經過炮火的洗禮,於世界第二次大戰後忍痛改造。這就是說,在長期上歷史總是有它的合理性,同時看來,世界各國對國際貿易的潮流,作內部的調整,也是一般趨勢。

萬曆十五年,公元為一五八七年,去鴉片戰爭,尙有兩個半世紀,可是其時以儀禮代替行政,以無可認眞的道德當作法律,是為傳統政治的根蒂,在大歷史的眼光上講,已牽連明淸;又因中央集權,財政無法核實,軍備只能以低級技術作一般準則,若從大歷史的角度檢討,即使相去二百五十三年,也不過大同小異。如果我們不把這些背景放在心上,一味責備琦善、耆英及道光帝,可謂過度重視小歷史,忽視事實的根源,脫離現實。

此書初出英文本,書名為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曾請富路特先生(Dr. L. Carrington Goodrich)作序。富先生現年九十歲,他父母在中國傳敎,葬於通州。他自己曾在中國靑年會工作,也曾在第一次大戰期間,領導赴法華工,又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敎多年。他常對我說,不要因中國一時偃蹇,忽視中國文化的源遠流長。英文版序內他也強調將東方的好壞與西方的好壞全盤托出,以作研究改造的根據。研究大歷史,應當有富先生這樣的胸襟與抱負。

《萬曆十五年》除英文本外已有法文本,日譯、德譯也預計於年內出書。既為通盤歷史,則不能避免政治,但是以長期間歷史作題材,不批判目前政治。所以給大陸同胞看,給臺灣親友看,旨意相同,否則也不會有這些外文版本。


一九八五年二月於美國


節錄

公元一五八七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縱是氣候有點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間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卻又因降雨過多而患水,入秋之後山西又有地震,但這種小災小患,以我國幅員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也就無關宏旨。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萬曆十五年》題作書名來寫這樣一本專著呢?

一五八七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由於表面看來是末端小節,我們的論述也無妨從小事開始。

這一年陽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內街道兩邊的冰雪尙未解凍。天氣雖然不算酷寒,但樹枝還沒有發芽,不是戶外活動的良好季節。然而在當日的午餐時分,大街上卻熙熙攘攘。原來是消息傳來,皇帝陛下要舉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轎的高級官員,還有機會在轎中整理冠帶;徒步的低級官員,從六部衙門到皇城,路程將近一哩,抵達時喘息未定,也就顧不得再在外表上細加整飾了。

站在大明門前守衛的禁衛軍,事先也沒有接到有關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裝的官員來臨,也就以為確係舉行大典,因而未加詢問。進大明門即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門午門之前氣氛平靜,城樓上下也無朝會的跡象,既無几案,站隊點名的御史和御前侍衛「大漢將軍」也不見蹤影,不免心中揣測,互相詢問:所謂午朝是否訛傳?

近侍宦官宣布了確切消息,皇帝陛下並未召集午朝,官員們也就相繼退散。驚魂既定,這空穴來風的午朝事件不免成為交談議論的話題:這謠傳從何而來,全體官員數以千計而均受騙上當,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對於這一頗帶戲劇性的事件,萬曆皇帝本來大可付諸一笑。但一經考慮到此事有損朝廷體統,他就決定不能等閑視之。就在官員們交談議論之際,一道聖旨已由執掌文書的宦官傳到內閣,大意是:今日午間之事,實與禮部及鴻臚寺職責攸關。禮部掌擬具儀注,鴻臚寺掌領督演習。該二衙門明知午朝大典已經多年未曾舉行,絕無在儀注未備之時,倉卒傳喚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門既已以訛傳誤,該二衙門自當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係玩忽職守,著從尙書、寺卿以下官員各罰俸兩月,並仍須査究係何人首先訛傳具奏。

禮部的調查毫無結果,於是只能回奏:當時衆口相傳,首先訛傳者無法査明。為了使這些昏昏然的官員知所儆戒,皇帝把罰俸的範圍由禮部、鴻臚寺擴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職的官員。

由於工作不能盡職或者奏事言辭不妥,觸怒聖心,對幾個官員作罰俸的處分,本來是極為平常的事。但這次處罰竟及於全部京官,實在是前所未有的嚴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級官員的豪華生活,絕非區區法定的俸銀所能維持。如各部尙書的官階為正二品,全年的俸銀只有一百五十二兩。他們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饋贈、各省的總督巡撫所送的禮金或禮品,往往一次即可相當於十倍的年俸。

這種情況自然早在聖明的洞鑒之中,傳旨罰俸,或許正是考慮到此輩並不賴官俸為生而以示薄懲。但對多數低級官員來說,被罰俸兩月,就會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開支了。

按照傳統觀念,皇帝的意旨總是絕對公允的,聖旨既下,就不再允許有任何非議。這一事件,也難怪萬曆皇帝聖心震怒,因為從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頭萬緒,而其要點則不出於禮儀和人事兩項。僅以禮儀而言,它體現了尊卑等級並維護了國家體制。

我們的帝國,以文人管理為數至千萬、萬萬的農民,如果對全部實際問題都要在朝廷上和盤托出,拿來檢討分析,自然是辦不到的。所以我們的祖先就抓住了禮這個要點,要求大小官員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為全國的榜樣。現在全體京官自相驚擾,狼奔豕突,實在是不成體統。

萬曆皇帝是熟悉各種禮儀的君主。一五八七年三月,他已年滿二十四,進入二十五,登上皇帝的寶座也有十五年了。他自然會淸楚記得,在他十歲那年的冬天,他的父親隆慶皇帝為他舉行了象徵成為成人的冠禮。他被引導進入殿前特設的帷帳裡,按照禮儀的規定更換衣冠服飾,前後三次都以不同的裝束出現於大庭廣衆之中。既出帷帳,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導行禮,並用特設的酒杯飮酒。全部節目都有禮官的唱導和音樂伴奏,所需的時間接近半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導出來坐在殿前,以最莊重的姿態接受了百官的慶賀。

幾個月之後,隆慶皇帝龍馭上賓。這位剛剛十一歲的皇太子,就穿著喪服接見臣僚。按照傳統的「勸進」程序,全部官員以最懇切的辭藻請求皇太子即皇帝位。頭兩次的請求都被皇太子所拒絕,因為父皇剛剛駕崩,自己的哀慟無法節制,哪裡有心情去想到個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說的應當以社稷為重作為理由,勉如所請。這一番推辭和接受的過程,有條不紊,有如經過預習。

既然登上皇帝的寶座,他就必須對各種禮儀照章辦理。在過去的十五年,他曾經祭天地、祀祖廟、慶元旦、賞端陽。他接見外國使臣、解職退休和著有勛勞的官員耆老。他還曾檢閱軍隊,頒發戰旗,並在一次戰役獲得勝利以後接受「獻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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