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日治台灣新式教育的誕生。許佩賢著，東村出版，2012年11月28日。
作者： 許佩賢
出版社：東村出版
出版日期：2012/11/28
語言：正體中文
ISBN：9789868838161
叢書系列：大眾史學叢書
規格：平裝 / 192頁 / 15 x 21 x 0.96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內容簡介
新教育打造新國民 一場魔法般的蛻變在台灣全面展開 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後，延續了明治維新的西化思維，將新式學校引進台灣，深刻影響了台灣人民的知識視野。相對傳統以讀聖賢書為主軸的私塾教育，新式學校裡提供的理化、歌唱、繪畫、體育等課程，在在都衝擊了原有的教育想像。日本殖民政府利用這一套教育體制的設立，逐步將台灣人民日本化，納入到現代的國家體制之中，宛如魔法般地改造了台灣人的內涵。 本書記錄、重建了台灣歷史的這個側面，讓讀者瞭解到台灣人是走過怎樣曲折的途徑，才來到二戰之後隸屬國府的現場。而其中語言文化的轉換，又是如何像魔法般變變變，塑造了台灣人一波三折的歷史記憶。閱讀本書之後，將對台灣歷史的精神面，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本書特色 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介紹日治時期台灣近代學校建立的歷史，穿插許多人物如吳三連、楊肇嘉等關於上學的小故事，並附有珍貴舊照片，不僅是學生學習台灣歷史有趣的課外補充讀物，也讓一般對歷史有興趣的社會大眾能一窺當時學校的風貌。 作者簡介 許佩賢 台灣嘉義人，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專長：台灣史、教育史。多年來從事臺灣教育史研究及史料蒐集整理的工作，發表過十數篇相關論文，著有《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遠流），並譯有《攻臺戰記》、《攻臺見聞》等重要史料。
目錄
大眾敘事史學時代的來臨◎蔣竹山 作者序◎許佩賢 前言 （一）施魔法的人 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盤 教化意見書的提出 「同化」是沒有必要的 用「國語」將台灣「日本化」 教育敕語的發布 台灣公學校令 實施義務教育只是空論 沒有抵抗力的台灣書房 以不教育為教育的方針 台灣教育令的出現 內地延長主義 新台灣教育令－－台日孩童一起上學去 會不會說「國語」差很大 不能算是全民皆學的「國民教育」 「國民學校」來了 （二）魔法的學校 孔廟與書房 書房生活的回憶 在書房學什麼 一定要讀書的理由 新學校的建立 對政府的陌生和不信任 想盡辦法吸引你來上學 打造能配合殖民統治的「新人種」 錢從哪裡來？ 慢慢建立起來的魔法學校 （三）學校的魔法 從「好兒童」到「好日本人」 賢妻良母 忠君愛國 鄉土教材與實用知識 不要你努力向上、出人頭地 新課本變漂亮了 戰爭美談 學校生活的一日 各式各樣的紀念日 （四）被魔法吸引的人 那一年，我們一起上學去 從剪辮子到留日 學校是兒童的樂園 文明女的誕生 弊衣破帽的高校生 台灣的少國民 姓名怎麼改 告別日本時代 結論 延伸閱讀書目 年表 圖片出處一覽表
總序
大眾敘事史學時代的來臨
一般所謂的大眾史學（public history）有三個概念：大眾的歷史、歷史是寫給大眾的、歷史是由大眾來書寫的。 當代大眾史學的新趨勢是歷史已成為消費的商品，消費者可以透過物質媒介，公開地接觸過往的工具、人工製品及文本。大眾不僅可透過學院史家掌握歷史知識，也藉由大眾文化發展趨勢下的虛擬轉向（virtual turn）與視覺轉向（visual turn）接觸歷史，以及發展他們自己的敘事、故事及歷史經驗。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歷史教授德．古魯特（Jerome de Groot）即認為在歷史商品化之後，有愈來愈多的人得以更方便地接觸過去、論述過去，及建立自己的歷史。我們常見的幾種大眾史學類型計有日常生活史、數位歷史、歷史扮演、歷史紀錄片及歷史電影。
近來大眾史學的趨勢之一是名人史家當道，帶有學院身分的史家逐漸增多，往往他們的學術資歷還比不上他們的個人風格及魅力。新世代的史家相當倚賴書籍來建立他們的權威、發展他們的形象。大眾史學著作的訴求是滿足於那些不被專業史家關注的大眾讀者需求。
西方的大眾史學出版品的主題涵蓋了時代分析、紀念日、記憶、傳記、軍事、地方史、文化史、機構史、見證敘事、歷史地理、真相、藝術史及邊緣史。書店及圖書館的大眾史學區塊有日漸擴增的趨勢，好滿足大眾對過往敘事的需求。其風格類型的複雜性也相當大，範圍從基礎入門資料——例如為美國人所熟悉的系列《簡明二次世界大戰史》（World War II for Dummies）、民眾史，到BBC所主導的國家解釋系列。
大眾史學的書籍系列作者大多是學院學者、記者、獨立作家、政治人物、喜劇演員及小說家等。儘管新的大眾史家當道，但老牌作者依然持續出書不斷，例如弗雷瑟（Antonia Fraser）、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加德納（S. R. Gardiner）及泰勒（A. J. P. Taylor）。若以大眾史家著作內容的時代來說，二次世界大戰、埃及學、軍事史及大英帝國時期等都是較受重視的時段。
在英國的大眾史學作家中，戴瓦．梭貝爾（Dava Sobel）的《尋找地球刻度的人》（Longitude）可當作這方面書市的代表著。本書於一九九六年出版後，書評家及讀者好評不斷，不但成為歐美暢銷書，翻譯成二十多國文字，並屢獲國際大獎。近來，這個故事不僅出過插圖本，更改拍成紀錄片及迷你影集。此後，梭貝爾又寫了《伽利略的女兒》，仍榮登暢銷書排行榜之列。《尋找地球刻度的人》一書講的是一個決定霸權興衰與國家貧富的科學謎題，歷來的伽利略及牛頓都以為無解，最後竟讓一個未受教育的無名錶匠解開，破解了四百年來科學菁英的疑惑。
英國著名藝術史家夏瑪（Simon Schama）則稱當前是大眾敘事史學的「黃金時期」，有許多平易近人的作品是由專業史家所寫，愈來愈多的史家將學院的研究與敘事技巧相結合，例如杭特（Tristram Hunt），休斯（Bettany Hughes ），霍姆斯（Richard Holmes ），史塔基（David Starkey），渣甸（Lisa Jardine），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作家的作品。
有鑑於此，東村出版規劃出版的「大眾史學叢書」，方向不在清楚定義出究竟什麼是大眾史學作品，而在找尋有趣的主題，以深入淺出的筆法撰寫，希望能讓更多讀者知道，原來歷史還有這麼多有趣的題目。例如已出版的廖怡錚《女給時代──1930年代臺灣的珈琲店文化》，其實日治臺灣的珈琲店不是喝珈琲的場所，而是喝酒及有女給作陪，顧客找尋摩登與戀愛感覺的新式消費空間；或如本書《太陽旗下的魔法學校──日治台灣新式教育的誕生》，原來日治臺灣的近代學校與新式教育就像哈利波特的魔法學校一樣，有許多新奇的課程及活動，吸引著我們的阿公、阿媽。又如「南京蟲」為何是日治臺灣人人喊打的害蟲？我們現在賽鴿的風氣其實來自於日治時期民眾「賽鳩」的嗜好，當時南北各地民眾還會組織賽鳩會彼此較勁；現在的國家公園概念，早在一九二○年代臺灣就已經存在，當時殖民政府已經規劃了大屯山、阿里新高山及太魯閣三個「國立公園」候選地；日治臺灣學生所參加的學校校外旅行叫做「修學旅行」；我們現在道路兩旁的行道樹規劃起於日治時期，當時最讓日人印象深刻的是有南國風情的椰子樹……等等。
Web3.0時代的來臨改變了大眾對於歷史的接觸、互動、認知、理解及使用。它開拓了以往大眾與過去產生聯繫的局面，其中較特別的是Google，My space，Facebook，Youtube及Wiki的出現。簡言之，大眾與歷史的關係是互動的，web3.0時代改變了以往的知識架構及階層，這種巨變較少受到傳統史家的注意。全球化的知識經濟及與過往有關的知識現在都變得有即時性，技術的轉變改寫了以往史家所扮演的角色。以英國一位歷史教師布朗沃斯（Lars Brownworth）為例，他所製作的拜占庭君王的「播客」（Podcast）數位檔，就在網路上大受好評，曾獲《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連結為最受歡迎的大眾史家之一，目前至少在網路上已有十四萬的讀者∕聽眾。二○○九年，他透過網路上的人氣，將其成果發展成實體的書籍，名為《被西方遺忘的拜占庭》（Lost to the West）。
東村出版也打造了東村臉書與東村部落格的網路平台，將大眾史學作品中的歷史故事放在網路上與讀者即時互動，期待能與讀者共同創造出一個數位時代的歷史交流平台。
蔣竹山 二○一二年八月十三日寫於臺灣花蓮 十一月十六日修訂
作者序
許佩賢
十幾年前，大概是我剛完成博士論文不久，哈利．波特電影第一集剛上映，看著看著，忽然發現本來讀小說時沒有發現的事，啊！這不就是我博士論文要說的事情嗎？！分班上課、集體行動、相互競爭、為團隊爭光……是的！霍格華茲，基本上就是以近代學校的模式在運作，我開始夢想以後的新書要叫做「哈利．波特的魔法學校」，但後來只發表了一篇短文。
這本書的骨架，主要是我自己十幾年來對台灣教育史研究的一些心得。早年我把教科書（魔法書）當成國家統治技術的表現來分析，後來留意到學校所代理的新文明（魔法）對台灣社會致命的吸引力，然後也逐漸關心受到文明吸引的台灣人──他們對近代文明的嚮往與追求文明過程中的挫折。這些概念雖然可以稍微整合自己過去的研究，但是沒有辦法全面性的介紹近代教育對台灣社會的意義，因此本書還是相當程度的借用了其他教育史研究者的重要發現，特別是美國學者鶴見．派翠西亞（E. Patricia Tsurumi）對於殖民教育的評價以及台灣大學歷史系周婉窈教授對教科書的分析；而對於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的解說，則多參照日本京都大學教育學部駒□武教授的研究。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日本時代，母親還未來得及進小學念日本書；父親年紀較長，在日本時代讀了五年小學，應該可以算是所謂的「少國民」吧。不過，等我二十好幾、進入研究所，開始對他的「歷史」有興趣的時候，他已經將他的「日本時代」藏進記憶深宮，只跟我分享小時候學藝會表演桃太郎的片斷。本書關於台灣人的求學經驗，特別依賴幾本對於教育經驗敘述較為詳細的回憶錄，如吳三連、楊肇嘉、王育德、林莊生等諸位前輩。我用比較大的篇幅介紹他們的求學經驗，希望能將他們的動人歷史，介紹給更多讀者。此次重新翻讀這些前輩的回憶錄，他們對新文明的嚮往、追求知識的躍動之心，以及在各種小小場景中的驚喜、挫折，乃至在挫折中堅持不放棄的努力，再度讓我感動萬分。
幾年前，我曾經在遠流出版社出版《殖民地台灣的近代學校》，收錄自己的幾篇研究論文。當時心裡想，這樣的學術論文，除了可以升等之外，應該沒什麼人要看吧，如果有一天可以出一本「歷普」書，將自己的研究心得普及大眾，應該更有意義。後來因應國立編譯館一個出版普及讀物的計畫，而草成了本書書稿，然該計畫因故中斷。此次承蒙東村出版社總編輯林宜澐老師及大眾史學叢書主編蔣竹山老師的好意，願意出版這本小書，心裡非常感謝。尤其是竹山老師費心幫我找了許多報紙上的圖像，真是難為他了。此外，也要謝謝編輯暐婷的費心，才能讓此書順利出版。
前言
我們從哈利．波特開始我們的故事吧！
還記得在故事中，哈利他們進入學校後，在霍格華茲學校的開學宴上，第一件事是什麼嗎？是的，就是用分類帽把一年級新生分類，讓他們分別進入各自的學院，以後每一個人的傑出表現，都會為自己的學院加分，而每一次違規，也都會使自己的學院扣分，每一個學院之間會相互競爭，到了年終的時候，得分最多的學院可以贏得學院盃。
霍格華茲學校裡面，在不同的教室裡，安排了魔法史、魔藥學、符咒課、飛行課等各種不同的課程，魔法學校的學生全部都要住在學校宿舍裡，按照學校的規定幾點起床，到餐廳吃飯，然後找到教室上第一堂課，之後也有各種安排好的課程或活動。還有霍格華茲學校每年最重要的比賽─魁地奇球賽。為了準備這個球賽，每一個學院都想盡辦法選出最好的球員，密集的訓練，以便在比賽當天為學院贏得最好的成績。
可能有些人沒有看過哈利．波特，不過也沒有關係。從上面的敘述，你可能已經注意到了，其實我們從小到大念的學校，和哈利．波特的魔法學校有很大的相似性。我們進到學校裡面，也都會被分配到一個屬於自己的班級；在學校裡面，以班級為單位一起生活、一起上課或對外比賽，所以自然而然的，我們對自己的班級會產生認同感。因為要一起上課，所以必須事先安排好時間表，按表操課；為了提升學習效果，學校經常利用個人的競賽或團體的競賽來激勵學生。集體行動和競爭心理，可以說是學校運作的二項重要原理。
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這種學校，是一百年多前，日本統治台灣時引進的「近代學校」。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留意到教育是創建新國家、從事國民統合的有效工具，因此便倣效西方近代的學校制度，推行國民教育。日本領有台灣以後，回顧明治維新以來本國的經驗，認為學校是改造人民最有效的工具，便將近代學校體系引進殖民地台灣，以便有效的把台灣人改造成能配合日本統治的人。
這種西方式的近代學校，大約出現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之間。其出現的背景，一方面是由於當時新成立的民族國家，希望藉由掌控教育內容進行國民統合，透過學校中國語科、歷史科、地理科等課程，教授國家的標準語、國家共同的歷史與現在版圖的地理。另一方面，由於希望受教育的人民越來越多，國家也希望這種國民教育能夠更有效地普及所有國民，因此發展出在固定的時間、固定的教室、根據固定的課表，由一個老師講課給很多人聽的教學方式，以便可以在最短的時間讓更多的人受到教育。
大部分在十九世紀以後成立的民族國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藉由學校教育體系傳達國家所認可的意識型態。如同一位二十世紀的社會學者所言，沒有一種組織可以像學校這樣，有計畫、有系統、而且長期的對兒童進行「灌輸」、「改造」。引進近代學校體系的日本殖民政府，也在台灣利用教育體系灌輸符合統治者需要的「知識」，訓練適合殖民統治的「身體規範」。
統治者雖然想透過學校教育教化台灣人，但是日本殖民政府也非常清楚，教育是一把雙刃刀，在殖民地施行教育，很可能使被殖民者覺醒，進而造成殖民統治的困擾。所以，在一九一○年代之前，總督府並未在公學校（即小學）之上，設置台灣人可以升學的普通教育機關。台灣人於公學校畢業後，如果想在台灣升學，只有國語學校或醫學校可以選擇。
一九一○年代以後，台灣上層階級苦於子弟無法在台升學，便發起私立中學校設立運動，終於使殖民者注意到台灣人對更多、更高級教育的渴望，因而開始規劃規範台灣教育的法令。由於台灣士紳的要求，一九一五年終於成立了台中中學校，為台灣第一所台灣人可以就讀的普通中學。一九一九年公布第一次「台灣教育令」，有限度地開放了少數的中等普通教育機關。一九二二年公布新的「台灣教育令」，準照日本本國的學校制度，在台灣增設中高等普通教育機關，各地皆有中學校及高等女學校，台北設有高等學校及帝國大學，也有數所高等職業教育機關，這些學校都以「日、台共學」為原則，其間任何階段皆可以與日本國內的教育機關互相銜接。
學校的課程設計，固然與新的學科知識形成有關，但是更重要的是，這些科目的成立原理與教授內容，都與國家的成立有關，如國語科教授國家指定的語言，歷史科教授現在國家範圍的歷史、地理科教授現在版圖的地理。而傳統教育中不會出現的體育課、唱歌課、圖畫課等科目，雖然也表現德智體並重的新教育觀，但其實也蘊含著國家對國民一致性的要求。體操課的目標是塑造身體動作、韻律都具有一致性的國民；唱歌科要求齊聲合唱，也是要求身體感覺的一致性。雖然新學校、新課程含有國家統合的目的在裡面，但是台灣的兒童深深受到新知識與新教育方法的吸引。一九三○年代代表性作家之一的張文環在小說〈論語與雞〉中寫道：「源仔想要看圖畫書，想要在院裡公然玩耍，也就是在公認允許之下，在院子裡大吵大鬧，或大聲唱喜歡的歌。他想要使用顏料畫很多東西，希望進入那樣的學校生活，他覺得書房（私塾）的教育方法過於無味。」這裡很生動地傳達了：對一般民眾來說，新式學校最重要的「新奇性」，就在於畫畫、唱歌或下課玩遊戲。
除了從來沒體驗過的新鮮課程之外，學校還有神奇的理化實驗、幻燈片及電影的播放，還有運動會、學藝會表演等多彩多姿的活動。對兒童來說，學校充滿著神奇、新鮮的魔法，就像哈利．波特的魔法學校一般，日本時代台灣的兒童及青少年深深地被近代的魔法所吸引。
本書的目的就是想談談像魔法一樣的近代學校在台灣成立的過程。
全書總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是〈施魔法的人〉。施魔法的人指的是日本的統治者及教育官僚，他們在台灣建立近代學校的時候，在想些什麼？為了讓魔法有效，他們制定了什麼樣的教育政策？
第二部〈魔法的學校〉。學校教育像魔法一樣，可以把受教育者變成統治者想要的樣子。這種像魔法一般的學校，是怎樣被建立起來的呢？台灣人以前有沒有看過這樣的法術呢？他們會怎麼對應新政府帶來的新魔法呢？
第三部〈學校的魔法〉。統治者在學校中施展些什麼樣的魔法，才能把台灣人變成他們想要的樣子呢？分析日本統治者編纂的教科書以及考察當時學校的生活規範，應該可以解答這個問題。
第四部〈被魔法吸引的人〉。前面幾章比較偏重教育的制度或政策，比較看不到台灣人如何被魔法吸引，如何進入魔法的比賽，在這之中達成了什麼樣的成就，或是途中有沒有受到什麼樣的挫折？在這一章中，我們利用受過日本教育的人的回憶錄或自傳，重建他們的求學過程。
我們可能也像「麻瓜」不曾了解魔法世界一樣，不曾了解一百年前阿公、阿媽那一輩人的生活經驗。
透過這一本書，我們一起進入太陽旗下的魔法世界吧。
施魔法的人
自從近代學校制度發明以來，沒有任何一種機構可以像學校那樣長期、普遍地對所有國民傳達國家意識型態，因此有人把學校稱為「國家意識型態的機器」，意思是說，學校是國家用來灌輸國民某些固定想法的最有效工具。的確，學校教育像魔法一樣，通常可以把受教育者變成統治者想要的樣子。
在這一章中，我們要來看看一百多年前開始在台灣施行這種學校魔法的人─也就是日本的統治者及教育官僚在台灣建立近代學校的時候，在想些什麼？他們為了讓魔法有效，制定了什麼樣的教育政策？
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盤
一九四五年之前的日本帝國，管轄的範圍除了日本本土以外，還有許多海外殖民地，除了台灣之外，還有朝鮮、南洋群島及樺太（庫頁島）等地。日本在這些海外殖民地也都設置了學校。在各個殖民地，當然會有很多日本本國的人到那裡去當官或是做生意，政府必須為這些本國人子弟設置教育機關，因此各殖民地都有設置和日本本國學制一樣的小學校、中學校。
但是對殖民地的人民，要不要施行教育；如果要的話，要施行怎樣的教育？對日本統治者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日本因為甲午戰爭勝利，得到台灣作為戰利品。從來都沒有殖民地統治經驗的日本，為了學習怎麼管理殖民地，只好向西方的殖民帝國取經。西方的殖民帝國對於殖民地的教育通常不太熱心，對殖民者來說，統治殖民地最簡單的方法是培養少數殖民地菁英，讓他們到母國留學受高等教育，透過教育，他們自然會習得母國的生活習慣與價值觀，然後再把這些人送回殖民地去統治廣大的殖民地人民。
得到新領土的日本帝國，考察了西方的殖民地教育制度後，並沒有採行相同的政策，反而決定在殖民地普及初等教育。要普遍讓殖民地人民接受教育，第一個碰到的問題是，帝國政府有沒有能力支付辦學校所需的龐大經費；其次，讓殖民地人民受教育，他們會不會因此學會了更多可以反抗統治者的知識及能力，反而對殖民統治不利？究竟日本政府在打什麼算盤？要怎麼樣可以避免對統治者不利的教育？要從哪裡得到足夠的經費？
教化意見書的提出
關於日本對殖民地教育的看法如何，有一份史料可以幫助我們解答這個問題。
這是一九一○年日本吞併朝鮮之後不久，由當時朝鮮總督府第一任學務課長隈本繁吉所寫的「教化意見書」。這位隈本繁吉，後來在一九一一年從朝鮮到台灣擔任學務部長，在任將近十年，對台灣後來的教育方針也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先來介紹這份「教化意見書」。
這份意見書的主題是「朝鮮民族是不是能同化？」
有一位日本的研究者駒込武對這封意見書有很好的解說，以下我們主要根據他的解說來了解這份意見書的內容。意見書的結論是「同化」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必要的。同化不可能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日本的皇室是「日本民族」，日本人對皇室忠心，是因為皇室是所有日本人的本家，而朝鮮人與日本皇室沒有什麼特別關係。第二，朝鮮人很明白地知道自己是朝鮮民族。第三，少數的日本人殖民者在朝鮮的影響力很小。隈本在這裡警告不要太高估教育的力量，不只是語言、風俗習慣等外在事物不見得能藉由教育改變，更重要的是對皇室的忠義心，這種內在的東西，更不可能因為教育而改變。
從這裡，我們看到，隈本認為的同化不只包括外在的語言、風俗，還包括對皇室的忠心，而對皇室的忠心是日本民族與生俱來的，所以，「同化」殖民地人民是不可能的。
「同化」是沒有必要的
同時，隈本也認為「同化」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本來朝鮮就應該是為了日本民族的發展而存在的殖民地，只要讓朝鮮民族附屬於日本民族就好了，不需要同化他們。讓朝鮮人在從屬的位置上，其他的就放任自由競爭，自然會優勝劣敗，自然淘汰。因此，朝鮮教育的目標不是和日本本國一樣是「忠良的臣民」，而是「順良的臣民」，教育機關只限定在初等學校和職業學校，而不設置中、高等教育機關，在教育內容方面，以普及日本語為重點，培養朝鮮人對皇室懷抱感謝報恩之情，而以誠實、勤儉、規律、清潔為主要德目。
簡單地說，這份「教化意見書」的重點在於：朝鮮既然是日本的殖民地，便不須「同化」朝鮮人，而只要將他們置於從屬的位置。
意見書中特別提到優勝劣敗、自由競爭等詞彙，這是十九世紀後期很流行的社會進化論，隈本顯然也受到社會進化論的影響，但是，他並不是真的贊成自由競爭，而是要保障日本民族可以「優勝」，而讓朝鮮人「劣敗」，然後「自然淘汰」。所以，他並沒有讓朝鮮人有和日本人一樣的受教育機會，而是將教育限定在簡單的初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基本上是「不自由的競爭」。而且，根本沒有給朝鮮人反駁的餘地，因為，可以加入自由競爭的「優者」日本人是天生的，朝鮮人永遠都不可能加入「優者」的行列。
這裡雖然說的是朝鮮，但是同樣作為殖民地的台灣也一樣。台灣人很明白的也不是日本民族，永遠不可能有與生俱來的對日本皇室的忠心，所以是不可能同化，也不需要同化，只要把台灣人放在從屬的位置，讓台灣人為日本民族的發展有所貢獻就好了。
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教育，或是之後不論是台灣或是朝鮮，或是其他日本的占領地的教育，並不一定完全按照這份「教化意見書」的意見實施，但是，殖民地教育的內在邏輯，或是內在的問題，在這份意見書中表露無遺。
用「國語」將台灣「日本化」
日本領有台灣之後，來台灣擔任第一位學務部長的人叫做伊澤修二。伊澤對台灣教育的想法和前面提到的隈本繁吉有很大的不同。伊澤並不把台灣當成和日本本國不同的殖民地，而是希望把台灣統合成本國的一部分。
一八九六年二月，伊澤在某個演講中說：「我們不要把台灣當成像歐美說的殖民地那樣，應該把台灣當成日本國的身體，也就是把台灣當成日本國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透過教育從人心最深處把台灣『日本化』」。怎樣可以把台灣「日本化」呢？伊澤特別重視「國語」，也就是日本語的力量。因此，伊澤一上任，就在台北設置「國語學校」，培養日後國語教育的師資，也在各地設置「國語傳習所」，一方面速成地培養通曉國語的行政人員，另一方面也為長久的教育計畫作準備。一八九七年伊澤提出「公學校」的構想，他想把國語傳習所改成小學科六年、中學科四年的「公學校」；在公學校中，除了教授台灣本地傳統書房教授的儒家經典之外，還要以日本本國的「教育敕語」作為台灣人道德教育的根據，此外，也要教授日文、地理、歷史、算術、理科等有用的學問。
前面提到的「教化意見書」中雖然也主張普及國語，但是隈本繁吉認為透過國語教育同化殖民地人民，是不可能也不必要；而伊澤修二則認為，將台灣人「日本化」是可能、而且必要的，而其方法就是教授國語，顯然兩人對「國語教育」的期待有很大的不同。兩者的不同，其實就是對作為教育精神指標的「教育敕語」的看法之差異。
教育敕語的發布
「教育敕語」是日本在一八九一年由明治天皇發布的一份文告，裡面提到天皇對教育的看法和指示，內容十分簡短，只有三百多個字，大意是告訴日本國民說：整個日本像一個大家族，天皇就是大家長，國民是天皇的子民，從很久以前，臣民的祖先就為歷代天皇效忠，今日也應當如此；家族裡面的人要孝順父母、友愛兄弟、互信互讓，同時也要遵守國家共同的法律，一旦國家有難，就要勇敢為國犧牲。
這個「教育敕語」頒布之後，被遵奉為教育的聖旨，所有教育活動都要依循其中指示的原則。「教育敕語」頒布的時候，台灣還沒有成為日本的領土，所以敕語中天皇指示的對象，就是日本本國「日本民族」的後代，裡面提到臣民的祖先自古即為天皇犧牲服務，還不致於構成很大的問題。但是日本領有台灣以後，這個敕語如果也頒布到台灣來，要怎麼說明台灣人的祖先過去並沒有為歷代天皇服務的事實呢？從這裡就更可以看清楚隈本繁吉和伊澤修二兩人主張的不同。
隈本認為「教育敕語」是為日本民族所寫，根本不應該以「教育敕語」的「忠君愛國」原理來教育殖民地的人；但是伊澤卻主張對殖民地人也要根據「教育敕語」的道德標準，因為伊澤認為「教育敕語」有些部分和儒教道德觀可以相通，把它翻成漢文，用來教化台灣人很容易達到效果。更重要的原因是，伊澤根本上把台灣當成日本本國的一部分，所以認為訴求日本民族共同感的「教育敕語」，也可以用在台灣人身上。
台灣公學校令
但是，伊澤的構想在現實上遇到很大的問題。一八九七年台灣總督府的預算大幅縮減，教育費用緊縮，伊澤也被解職。一八九八年日本政府頒布了「台灣公學校令」，雖然沿用了伊澤提出的「公學校」的名稱，但是程度和精神與伊澤的構想有很大的出入。一八九八年成立的公學校，只是六年小學的程度，沒有設置中學科；而且以前的國語傳習所是由政府經費支出，但是「公學校令」規定公學校設置及維持所需的經費，除了教師的薪水之外，全部由地方民眾負擔。只有教育內容大致和伊澤的構想接近，「國語」是最主要的上課內容，而「修身課」則是根據「教育敕語」的大意。
一九○○年就任學務課長的木村匡，和伊澤修二一樣，主張積極在台灣普及教育，學校經費不應該由人民、而應該由國家來負擔，甚至木村還主張應該施行義務教育。這種主張和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方針不合，木村在任不到一年就被解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