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史達林)肅反秘史-亞歷山大‧奧爾洛夫著 斯仁譯 第三版

斯大林(史達林)肅反秘史-亞歷山大‧奧爾洛夫著 斯仁譯 第三版


出版說明


  赫魯雪夫1956年2 月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的題爲《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首次披露並譴責了史達林對黨的高級幹部進行大規模清洗和鎮壓的恐怖行爲的若干歷史事實。蘇共隨即著手平反大批歷史上的冤假錯案。


  戈巴契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後,再次提出對蘇聯歷史上重大案件重新調查與評價。蘇共中央政治局1987年組成了重新研究30至40年代和50年代初迫害事件委員會進行工作。1988年二三月間,已有尼古拉·布哈林、米哈伊爾·圖啥切夫斯基、尼古拉·沃茲涅辛斯基、亞歷山大·庫茲涅佐夫等先後在30年代後期至50年代初被處決的蘇聯多名前領導人恢復名譽。


  本書作者亞歷山大·奧爾洛夫(真實姓名為 列夫·費爾德賓,?——1973),曾任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和內務人民委員部高級官員,在1938年7 月從他被派駐的西班牙逃亡美國。他根據個人經歷和見聞所寫的這本書,提供了主要是1938年以前蘇聯政治清洗浪潮中一些人和事的細節。


  這部書稿於1953年史達林死後不久由美國《生活》雜誌發表,並陸續以英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多種版本印行;成爲西方研究蘇聯的學者所重視的史料之一。


  現將這本書的中譯本出版發行。爲保存史料價值,對本書全文、作者前言和原編者約瑟夫·科辛斯基所作的注解和後記,均未作改動。謹供關注與研究蘇聯歷史和現狀、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讀者以及有關領導閱讀、參考。


  1988年3月

斯大林肅反秘史-亞歷山大‧奧爾洛夫著 斯仁譯 第三版
斯大林(史達林)肅反秘史-亞歷山大‧奧爾洛夫著 斯仁譯 第三版

出版說明

前言

第01章 尋釁

第02章 史達林的常備王牌

第03章 令人惶惑的審判

第04章 刑訊機器

第05章 我們的生命就一文不值嗎?

第06章 佐羅赫·弗裏德曼一青史無名的英雄

第07章 伊·斯米爾諾夫和謝·姆拉奇科夫斯基一分道揚鑣

第08章 黨員的天職

第09章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一克里姆林宮裏的交易

第10章 帖爾一瓦加尼揚:我不想再做黨員

第11章 葉若夫報復安娜·阿爾庫斯

第12章 訛詐

第13章 莫洛托夫:入獄的邊緣

第14章 關鍵時刻

第15章 史達林意識到自己失策

第16章 尤裏·皮達科夫

第17章 卡爾·拉獨克

第18章 揭露

第19章 清洗契卡

第20章 軍隊群龍無首

第21章 囚室裏的亞果達

第22章 “醫學謀殺”:高爾基之死

第23章 尼古拉·布哈林

第24章 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

第25章 替罪羊

第26章 被利用的和被唾棄的

第27章 密友

第28章 維辛斯基

第29章 史達林的樂趣

後記


前言

  我不屬於任何黨派,寫此書也不是爲要達到任何狹隘的政治目的。我唯一的意圖,是把史達林的“肅反”秘史公諸於世。爲此,我將再現這一大事件中一系列關鍵環節,沒有了這些環節的披露,這場大悲劇,就將成爲永世不解之謎。


  直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我還是一個蘇聯共產黨黨員。蘇聯政府曾先後讓我擔任過一系列重要職務。我曾積極地參與過國內,在西南戰場的紅軍部隊裏奮勇作戰,在那裏我還指揮過敵後遊擊隊,還負責過反特工作。


  內戰結束後。黨中央任命我爲最高法院副總檢察長。順便提提。我在那時參加過蘇維埃第一部刑法典的制定工作。


  一九三四年,我被任命爲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後更名爲內務人民委員部)經濟局副主任。任務是代表國家監督蘇維埃工業的改造和打擊貪污受賄。後來,我被派往外高加索,指揮一支邊防部隊,負責保衛跟伊朗和土耳其接壤的邊界。


  一九三六年。我被任命爲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外事局經濟處處長,並兼任國家監察委員會的全權代表,負責外貿工作。


  一九三六年,爆發了著名的西班牙內戰。政治局派我去那裏擔任共和國政府顧問,組織反間諜工作和發展敵後遊擊戰。我幹一九三六年九月到達西班牙,在那裏一直呆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二日——我與史達林政權決裂的那一天。


  在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和內務人民委員部任職期間,我成功地收集到了許多絕密材料,爾後又帶到了國外。這些材料涉及史達林爲獨攬大權而作的罪行;涉及一系列由他組織的、旨在清洗十月革命領袖們的審判;涉及他同那些受他迫害而死的人的關係。


  我還記錄了許多材料: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會議上發給內務人民委員部領導人的口頭指示;發給偵訊人員的有關粉碎列寧老戰友的反抗和迫使這些人作假口供的指示;史達林與個別成了他的犧牲品的人的談話,以及這些必死之人在盧比揚卡高牆內說的話。這些嚴禁外傳的絕密材料,是我從內務部的一些偵訊人員手中得到的,他們中間有不少人都在我手下工作過。其中有曾是我助手米隆諾夫(後來是內務部經濟局局長,爲史達林準備所謂莫斯科審判的主要幫手之一)和內務部外事局副局長別爾曼。


  在整個非法活動中,史達林不可能沒有內務部的忠實助手。隨著他的暴行的增加、他的同謀者也就越來越多。史達林害怕自己在世人面前名聲掃地,決心在一九三七年除掉所有親信,使其永遠不能成爲他的罪行見證人,一九三七年春,內務部裏絕大多數領導人,以及那些按他的直接指示而對布爾什維克党的奠基人、十月革命的領袖們大搞刑訊逼供的偵訊人員,統統未經偵查和審判便被槍決了,此後,上千名內務部工作人員又相繼銷聲匿迹:這些人在內務部工作過,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有關史達林罪行的絕密材料。


  我是在西班牙得知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被捕的。緊接著,我的老朋友和同年—一被殺害的消息又傳到我耳裏,看來,馬上就該輪到我了。然而,我不能與史達林制度公開決裂。我的母親還住在莫斯科,按史達林那些野蠻的法律規定,她實際上是當權者扣下的人質。一旦我拒絕返回蘇聯。她就可能被處死,我妻子的母親也將處於同樣的境地。


  在西班牙戰場上,特別是在火線組織共和國軍隊進攻時,我常常遭到敵軍炮火的猛烈轟擊。在這種時候,我多次産生這樣的念頭:如果我在執行任務時被打死,那麽我的家庭以及我那些留在莫斯科的好友所受到的威脅,馬上就會解除。這種憧憬對我來說。遠比公開與莫斯科決裂更有吸引力。


  但這是軟弱的表現。我繼續在西班牙人中間工作,他們的英勇無畏常令我讚歎不已。同時,我頭腦中還存在一個幻想:說不定,史達林會死在某個同謀者手中。或者,莫斯科那場惡夢般的“清洗”,會突然間自行停止。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收到內務部外事局局長斯盧茨基的一份電報。電報說,佛朗哥和德國希特勒的特務組織正在制訂計劃,企圖將我綁架出西班牙,以便從我口中掏出有關蘇聯援助西班牙的規模的情報。


  斯盧茨基還通知說,內務部打算派一個十二人的衛隊來保護我的安全,他們將時刻不離我左右,我頓時意識到,這個“私人衛隊”的首要任務是來除掉我本人。於是我電告斯盧茲基, 說我用不著私人衛隊。 因爲我的司令部晝夜都有西班牙的“國民近衛軍”守衛,而且,一出司令部就有西班牙秘密警察局的武裝便衣特務護衛。事實也的確如此。


  這樣,內務部就沒給我派什麽私人衛隊,但這件事卻使我警惕起來。我開始懷疑葉若夫這個新上任的內務人民委員已給自己的秘密“別動隊”下令,要把我殺死在西班牙。預料到這一點後,我就派了一個參謀前往正在前線作戰的德國國際支隊,要他們挑選十名可靠的、戰鬥經驗豐富的共產黨員給我送來。從此,這些手提自動槍、腰挂手榴彈的戰士就寸步不離地一直跟隨在我身邊。


  一九三七年十月,斯盧茨基的副手什皮格爾格利亞斯來到了西班牙。三個月前,正是他在瑞士組織暗殺了拒絕回莫斯科的內務部情報站站長伊格納季·萊斯。什皮格爾格利亞斯的妻子和女兒都還在蘇聯,實際上就是人質,因此他對自己的命運也不太樂觀,說不定,也在想方設法擺脫困境。但這也絕對不會使他變得不那麽兇險。西班牙並沒什麽事非要他來辦不可,所以他的到來只能加深我的懷疑,尤其是我後來得知,他曾在馬德里與某個姓鮑羅金的人碰過頭。而那個鮑羅金是葉若夫派到西班牙來領導“別動隊“進行恐怖活動的。


  什度格爾格利亞斯和鮑羅金肯定考慮到了這樣一個問題;我有專門的衛隊保護,要想暗殺我,難免發生槍戰。那樣,雙方就會死傷慘重,誰也占不到便宜。所以我想,莫斯科會不會命令鮑羅金綁架我那十四歲的女兒,然後再恫嚇我,逼我回蘇聯呢?這可怕的念頭死死地纏住我,迫使我火速趕往郊外我妻子和女兒住的地方,用汽車將她們送到了法國境內。我在那裏爲她們租了一座小別墅,離西班牙邊境不遠,並把西班牙秘密警察局配給我的忠實保鏢兼司機留在她們身邊,而我則又回到了巴賽隆納。


  我一直在尋找機會,推遲與莫斯科決裂的時間,因爲我明白,這樣做同時是在延長我母親和岳母的生命。


  我一直懷著天真的想法,希望莫斯科會發生什麽事變,徹底結束那無休無止的恐怖惡夢。

  最後,是莫斯科自己決定了我的命運。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我接到了葉若夫的電報。此人當時已是僅次於史達林的第二號人物。他命令我前往比利時的安特衛普市,並於七月十四四日登上停泊在那兒的蘇聯艦艇“斯維利”號,與一個“您很熟悉的同志”見面。同時還指出,我前往那裏時,必須乘坐我們駐巴黎使館的汽車,並由蘇聯駐法國總領事比留柯夫陪同:“鑒於所面臨的任務十分重要,此人作爲聯絡員是非常適宜的”。


  電文很長,很羅峻。葉若夫及其隨從,都是才從中央機關調到內務部的,與現在被鎮壓了的原內務部頭頭們相比,顯得太沒經驗。爲了打消我的疑慮,這些人挖空心思,結果卻是欲蓋彌彰,反而露裏了自己的企圖。毋庸置疑,“斯維利”號艦艇將是我的浮動監獄:我的回電是;將于約定之日到達安特衛普”。


  七月十二日,同事們紛紛聚集在巴賽隆納的官邱旁,與我告別。我覺得,他們都知道我將走向陷阱,而且深信我會掉進去。


  過了大約兩個小時,我便到達法國邊境。辭別了衛隊和西班牙秘密警察局那位與我形影不離的便衣後,我就由西班牙司機送到了佩皮尼揚市的一間旅社,妻子和女兒正在那裏等我。接著,我們坐上一趟夜間的特快列車,次日淩晨便到了巴黎。這下,我頓時覺得自己仿佛從沈沒的輪船上脫了險,而且是那麽出乎意料,既沒預先準備,也沒存得救的奢望。


  我知道,內務部在法國的間諜網極爲嚴密,不出兩天,葉若夫的特務就會找到我的蹤迹。這就是說,我必須儘快逃離法國。


  “對我來說,唯一安全的避難之處是美國。我給美國大使館挂了電話,請求大使威廉·布利特接電話。但當時恰逢法國國慶前夕,即攻取巴士底獄紀念日的前一天,使館的人回答我,說大使不在。於是,我就照妻子的建議:找加拿大代辦處去。在那裏,我出示了外交護照,並申請去加拿大的簽證,藉口是想把家屬送往魁北克度夏。


  蘇聯與加拿大沒有外交關係。因此我很擔心加拿大代辦處拒絕我的請求。但這位曾擔任加拿大移民局局長的代辦處負責人很同情我們。他主動以自己的名義給魁北克的移民官員寫了一封信。請他們給我以幫助。一併把信交給了我。同時,我們又在代辦處大樓裏碰上了一位牧師。他與橫越大西洋的輪船公司保持著某種聯繫。他說,加拿大的“蒙克利爾”號輪船恰好今天要從瑟堡起航,而且還有幾個空位。我急忙趕往船票代辦處,妻子則直奔旅社去接女兒。當我們三人趕到火車站時,火車正好要開動。幾小時後,我們便順利地登上了輪船。又過了一個多小時,我們終於離開了歐洲。


  我的女兒是輕鬆愉快地踏上這次旅途的。對所發生的一切,她全然不知。妻子和我都不曉得該如何向她解釋,要知道,她這一走,就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夥伴、兩個奶奶和祖國。


  從一九二六年起,我的工作就迫使我大部份時間都生活在國外,而女兒對祖國和祖國人民的愛從沒蒙上過絲毫陰影。由於急風濕關節炎。她很少有機會觀察到現實生活,所以根本不瞭解祖國同胞的深重苦難,更別說史達林政權的殘忍了。我和妻子從不想打破她的各種美麗的幻想。女兒從小就特別憎惡任何粗暴的行爲,同時,又深刻同情受痛苦的人。我們知道。由於風濕病,她的生命很可能十分短暫,因此儘量不讓她知道真情,當然,這個真情是指史達林的暴政,也是指俄羅斯人民的悲慘命運。


  很難向她解釋我們一家所遭遇的事情。但她還是明白了。她聽見了我們的談話,哭得十分傷心。她心月中那個理想世界,到頭來竟是一片虛幻,過去那些美麗的幻想。統統變成了泡影。她曾爲父母在國內戰爭中出生入死地戰鬥過而自豪,可現在,卻爲我們而痛苦。一夜之間,她長大成人了。


  到加拿大,我就立即給史達林寫了一封長信,並將覆寫件同時寄給了葉若夫。在信中,我向從一九二四年起就已認識的史達林談到自己對他的制度的看法。但信的主要意思不在於此。我的目的是要挽救我們的兩位母親的性命。我知道,懇求史達林不對她們下毒手,喚起他的慈悲心,那是不可能的。我選擇了另一條路,一種適合對付史達林的辦法。我鼓足全部勇氣,向史達林發出警告:如果他敢把惡氣出在我母親的身上,那我就將他的一切罪行公立於世。爲了證明這不是拿空話來嚇唬他,我特地擬了一份他的罪行的清單附在信後。


  除此之外,我還提醒他,即使我被他的特務殺害,我的律師也會迅速地把他的罪行披露出去。由於我深知史達林的爲人,所以我確信他不敢把我的警告視爲兒戲。


  我捲入了一場賭博,一場危及我自己以及全家生命的賭博。但我堅信。史達林肯定會推遲對我的報復。在沒達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說沒把我綁架住,沒逼我交出秘錄之前,他是不敢下手報復的,當然,他會不遺餘力地滿足自己的復仇欲,但這只能在他堅信自己的罪行永遠不會暴露之後。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正好在逃離西班牙一個月之後,我帶著美國駐渥太華代辦處負責人給的入境簽證,抵達了美利堅合衆國。


  到了美國,我立即帶著律師前往華盛頓。我向那裏的移民局局長遞交了聲明,宣佈與自己祖國的政府脫離關係,並申請政治庇護。


  另一方面,史達林對我的追殺馬上就開始了。而且一直持續了十四年。在這場較量中,史達林既採取了強大的政治攻勢,又動用了大批秘密特務。而我這一方,則僅靠自己的遠見和識別陷阱的能力,以及我的親人,即妻子和女兒不怕犧牲、勇敢無畏的精神來應付。


  這些年來,我一直避免給我倆的母親以及在蘇聯的朋友寫信,以免他們的生命受到危害。對他們的情況,我們也一無所知。


  一九五三年初,我和妻子都斷定母親已不在人世,所以決定將這本書拿去發表。二月裏,我開始與《生活》雜誌社的一位編輯洽商,淮備發表某些章節。可就在商談之時,史達林死了。我十分掃興,爲何他不能再活一些時候,那樣他就能看到自己的罪行被公之於世,就會認識到爲自己隱瞞罪行的一切努力都已付諸東流。


  史達林之死,並不意味著我一輩子從此既突然無恙了。克里姆林宮爲著保住自己的秘密,仍將不遺餘力地找我算帳,哪怕僅僅是爲了警誠那些想效法我的人。

  亞歷山大·奧爾洛夫   1952年6月,於紐約


  注解:   ①尼·伊·葉若夫(一八九四——一九三九?)蘇聯共產黨高級官員,歷任州黨委書記.蘇聯土地部副人民委員、黨中央幹部調配和人事部部長、十七大中央委員、中央組織局委員、党的監察委員會副主席、中央工業部部長、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運輸部人民委員,一九三大年九月接替亞果達兼任內務部人民委員,組織實施了被稱爲“葉吉夫恐怖”的大清選,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被撤銷內務人民委員職,一九三九年被捕後從政治舞臺上消失——譯者注。

第一章 尋釁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一個年輕的共產黨員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潛入斯莫爾尼宮,用左輪手槍一槍擊斃了列寧格勒黨組織頭號人物、中央政治局委員謝爾蓋·米隆諾維奇·基洛夫。兇手當場被捕。莫斯科當局立即成立了一個專案組,由史達林親自率領,來到列寧格勒調查兇殺始末。


  這次暗殺的細節至今未公之於世。這個尼古拉耶夫究竟是什麽人?他是怎樣神不知鬼不覺地混入了戒備森嚴的斯莫爾尼宮的?他是怎樣成功地靠近基洛夫的?是什麽原因迫使他邁出這亡命的一步:是政治謀殺還是私人仇殺?種種問題令案情蒙上了絕密的外衣。


  政府的第一個公報斷言,殺害基洛夫的兇手,是從芬蘭、立陶宛和波蘭竄入蘇聯的衆多白衛恐怖分子之一。幾天之後,蘇聯報刊又報道。內務部已經逮捕並處決了一百零四名白衛恐怖分子。於是,在報刊的鼓動下、一場反擊“窩藏在西方”的白衛組織的運動,如暴風驟雨般地展開了(首當其衝的是俄羅斯全體軍人聯合會)。據說,這些組織派遣特務到蘇聯進行恐怖活動已經不止一次。


  措辭如此斷然的公報,特別是對一百零四名恐怖分子的處決,不能不使人們相信:偵查機關已經確切地查實,白俄流亡組織參與了對基洛夫的謀殺。然而,就在兇殺案發生後的第十六天上,形勢急轉直下。比利時報刊上的新說法,將殺害基洛夫的罪責推到黨內的托一季反對派的頭上。同日,仿佛一聲令下,所有報紙毫不留情地向原來的反對派的頭目們開火。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許多過去的反對派分子統統被捕。那些日子裏一直不離史達林左右的記者卡爾·拉狄克在《消息報》上寫道:“每一個黨員都明白,黨將以鐵拳粉碎這些殘匪……他們將被擊潰,被消滅,被清掃出地球!”


  史達林仇恨過去的反對派首領,這早已盡爲人知。因此,國外的社會主義團體深感不安,擔心斯大體會以基洛夫被殺爲藉口,與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算總帳。某些外國報紙傳言,稱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已被秘密處死。蘇聯當權者認爲,必須粉碎這些謠言。於是,十二月二十二日,塔斯社發表聲明:“鑒於證據不足”,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案將不交法庭審理,而由“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都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受理。


  就這樣,在兩周多一點的時間裏,蘇聯政府就公佈了兩種有關基洛夫被殺但完全矛盾的說法。起先指控從國外潛入的白衛分子,後又指控原反對派的首領。在這種情形下,蘇聯人民自然就會迫不及待地等著開庭審判,希望能聽聽尼古拉耶夫在法庭上的供述。


  但是,人民注定要被蒙在鼓裏。十二月二十八日,起訴書正式公佈,稱尼古拉耶夫與其他十三人是陰謀的參與者。次日,各報又報導說,這十四人已在內部法庭上被判處死刑,而且死刑已經執行。無論是起訴書還是判決書,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如何參與暗殺基洛夫一事,都只字不提。


  尼古拉耶夫被秘密法庭審判一事,令全國人民因過去的兩個矛盾的政府公報所産生的對官方有關說法的不信任感更加加深。人們不禁要問:公開審判尼古拉耶夫,這對粉碎流言蜚語有什麽不利呢?毋庸置疑,正是這個當場被捕的人槍殺了基洛夫,這一切又有什麽值得保密的呢?是什麽原因使得史達林不敢作公開審判?


  那些日子我不在蘇聯.因此只始根據莫斯科各報紙上登載的官方報導來判斷。不過從一開始,我就確信此事有詐,因爲無論是克里姆林宮的第一個說法,還是後來加罪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謬論,都不能令人信服。


  我之所以不能接受第一種說法,即有關一百零四名被處死的白衛分子的說法,因爲它純屬天方夜譚。作爲後高加索加盟共和國邊防軍的前司令員,我非常清楚如此衆多的恐怖分子要偷越守衛嚴密的蘇聯國境。如全是異想天開。除此之外,這一百零四名恐怖分子要在公民證制度非常嚴格,民警的監視無所不在的列寧格勒藏身、更是比登天還難,。再者,大小報紙在報導他們的死刑時。竟一反常規,連罪犯姓甚名誰也不曾提及,這豈不更令人倍生疑竇嗎?


  此外,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參與殺害基洛夫的說法,同樣是荒誕不經的。党的歷史使我清楚地知道,布爾什維克歷來反對個人暗殺,甚至在反對沙星及其政府官員的鬥爭中,也總是避免採用暗殺行動。布爾什維克認爲。恐怖手段是毫無作用的,只能敗壞革命運動。此外,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不可能不考慮到,殺害基洛夫將正中史達林下懷,後者將不失時機地利用它來除掉原反對派的領袖。事實也正如此。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在處決尼古拉耶夫之後近一個月,各報又報導說,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局長菲利普·麥德維基、副局長孔波羅熱茨及其他十名內務部工作人員,在最高法院的一次秘密審判中被判處剝奪目由,其罪名是,“在獲悉有人正在醞釀殺害基洛夫的情報後……沒採取必要措施防止謀殺發生。”


  這一判決出乎尋常的溫和,實令我大吃一驚:居然只有一名被告被判處十年拘禁,其餘的人,包括麥德維基和他的副手孔波多熱茨,只被判處兩年至三年的徒刑。這一切大使人惶惑不解,因爲對於史達林來說,謀殺基洛夫,不僅是對他的政策,而且也是對他本人的威協:既然內務部今天可以置基洛夫的生死於不顧,那麽明天,他史達林本人也可能落到同樣的危險境地。任何一個瞭解史達林的人都滿以爲史達林一定會下令槍斃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並要求處死所有負責基洛夫安全的工作人員。他應該那樣做,哪怕是爲了殺一儆百,使內務部的其他工作人員不要忘記,他們的頭顱是直接系在領袖人物的生死之上的。


  最令我吃驚的是,史達林在得知基洛夫被殺後,還敢於立即親自前往列寧格勒。他如何看重自己的生命,這一點我深爲瞭解。在如此險惡的局勢下,他的列寧格勒之行,的確有些異乎尋常。


  史達林在個人安危上顯得特別謹慎,隨時都是提心吊膽的。下面從幾個最能說明這一點的例子。


  衆所周知,每當紅場上舉行慶典,史達林出現在列寧陵墓上時,四周都有由一隊隊精悍的衛兵和一大群來自內務部的貼身保鏢組成的人牆。不僅如此,他還要在制服內穿一件沈甸甸的防彈背心,那是在德國專門爲他定做的。


  史達林常到郊外官邸。爲確保途中安全,他要內務部將沿途街上的居民遷出三分之一,並將騰空的房屋供內務部工作人員居住。從克里姆林宮到郊外官邸共有三十五公里。但作爲史達林的專用交通線,巡邏守衛的“機關”工作人員晝夜不斷。值勤人員分爲三班,每班人數多達一千二百。


  甚至在克里姆林宮的高牆內,史達林也不會冒險獨行。比如說,他要離開辦公室到大克里姆林宮殿去,也要先由衛隊認真地將路上的人統統攆開,根本不管那些人的職位高低。


  史達林每年要到索契去休假。動身前,他總是吩咐把在莫斯科的專車和在高爾基市的專船同時準備好。有時,他樂意坐專車直接從莫斯科啓程;有時,他又要沿伏爾加河順流而下到史達林格勒,再由那裏轉乘專車到索契。預先誰都無法知道史達林此次會去哪條線路,也無法知道他何日啓程。他的專車和專船得提前幾天做好充分準備,但只是到出發前的最後幾個鐘頭,史達林才把此次選擇的路線告訴幾個親信。在他那安裝有特製護板的列車前後,各有一列坐滿衛隊的列車。史達林專車上的儲備極爲豐富,足以渡過爲時兩周的圍困。一有警報,專車窗外的鋼甲護板便會自動關閉。


  史達林雖然自詡爲工人階級的領袖,但卻從來沒在工作時間去過任何工廠,因他害怕與工人直接接觸。


  史達林謹慎小心的事例,簡直俯拾皆是。正因如此,我才難以相信報紙的報導,說他膽敢冒險到列寧格勒去,要知道危險的恐怖組織剛剛才在那裏活動過,那裏的內務部人員連基洛夫都沒保住。所以,史達林此行這一事實不能不使人想到:殺害基洛夫是一個人單獨幹的,而有關被偵破的恐怖組織的說法,純屬烏有。


  基洛夫被殺之謎,我在一九三五年底回到蘇聯後才知道。經芬蘭到列寧格勒後,我曾到內務分局大樓一趟,原因是要打直線電話與莫斯科聯繫,並預訂一張晚上去莫斯科的特快列車的臥鋪票。在那裏,我碰上一個新上任的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領導人。內戰時,我和他曾同在一支紅軍部隊裏呆過。談話中,我們自然談及自基洛夫被害後列寧格勒發生的一系列變動。原來,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原局長麥德維基和副局長紮波羅熱茨,在因“基洛夫案”被判刑後,實際上根本沒蹲牢房。按史達林的吩咐,兩人被安排到“列寧金礦”托拉斯的領導崗位上,在西伯利亞負責富金礦的勘探工作。“他們在那裏過得挺不錯,當然,比在列寧格勒要差一些。”我的老朋友還補充說,麥德維基那任性的妻子到西伯利亞去看過他三次,每次都存心要留在那裏,同丈夫在一起,但每次都回到列寧格勒,並且跟過去一樣,列車上總是單獨爲她安排一個頭等包廂,服侍也特別周到。


  朋友還給我講了因基洛夫被害和史達林專訪兩事在列寧格勒引起的恐慌。在此案的偵查中。我的朋友曾協助過內務部經濟局局長米隆諾夫和副人民委員阿格拉諾夫。


  史達林在返回莫斯科之前,任命米隆諾夫在最近幾個月裏暫時擔任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局長和列寧格勒的實際統治者。當我問到尼古拉耶夫是怎麽竄入崗哨林立的斯莫爾尼宮時,我的朋友回答道。“麥德維基和孔波羅熱茨正是爲此事才被撤職的。更糟的是,在基洛夫被害的前幾天就已經有人試圖潛入斯莫爾尼宮,但被抓住了。如果那時就採取必要措施,基洛夫今天就一定會健在。”我覺得,我們的談話所涉及到的都是些非實質性的的東西。顯然,他不願談到兇殺的任何細節。當我準備告辭時,他又惴惴不安地低語道:“事情太險惡,要想自己平安無事。對此還是少知爲妙。”


  朋友的這個暗示,遠比我當時從他口中得知的那一星半點消息更爲重要。這個暗示,不僅加深了我對那兩種官方說法的真實性的懷疑,而且還向我指明了這場謀殺的癥結究竟何在。當時,全蘇聯只有一個人不會受人非難。“要想自己平安無事,對此還是少知爲妙”這句話、當然不可能是針對別人而言。


  我深信,到了莫斯科就能打聽出“基洛夫案件”的真相。我指望的那幾位同事都在內務部裏擔任重要職務,他們應該知道這次謀殺的秘密。內務部經濟局局長朱隆諾夫,就是我的老同事之一。他曾隨史達林到列寧格勒審訊過謀殺案,之後又留在列寧格勒,任過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局長,曾是那裏的全權統治者。


  朱隆諾夫是經我推薦才到國家安全部門工作的。一九二四年,我作爲國家政治保安總部經濟局的副局長,終於說服了捷爾任斯基,要他委任米隆諾夫在我這個局的某處當處長。的確,我爲此費了不少氣力。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捷爾任斯基曾反對將這個對於“機關”來說完全是個外來戶的人安插在重要職位上。後來,我被任命爲後高加索邊防軍司令時,才說妥要米隆諾夫來接替我擔任國家政治保安總部經濟局副局長的職務。幾年之後米隆諾夫便靠自己的才能,當上了這個局的局長,並成爲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的得力助手之一。我相信,從米隆諾夫那裏一定能最終打聽出“基洛夫案件”的全部真相。


  到莫斯科不久,內務部交通局局長亞歷山大·沙寧邀我去作客。他是亞果達的密友,政治局委員卡岡諾維奇的助手,協助後者進行改造蘇聯鐵路的工作。午飯後,主人提議聽聽唱片。沙寧酷愛俄羅斯古典歌曲,此時幾杯酒下肚,變得更加多愁善感。沙寧指著兩套唱片說,那是他特地保存下來的,打算寄到“列寧金礦”給瓦尼亞·孔波羅熱茨。他感歎道。“瓦尼亞,瓦尼亞。多好的一個人喲!白白受罪了……”他後來又說,史達林的私人衛隊隊長鮑克,不久前還寄了一台進口收音機給紮波羅熱茨作爲禮物。


  我認爲,沙甯和鮑克寄禮物給紮波羅熱茨這件事相當重要,因爲他們都知道,任何同情犯人的表現,都會被認爲是敵對情緒的暴露。按史達林時期的一條不成文規矩。蘇聯的幹部應立即與所有失寵(更別說是進牢)的人斷絕關係,哪怕他們是至親密友。象沙甯和鮑克這些史達林的親信,消息十分靈通,當然不會不知道這樣一條起碼的規矩:對步步高升的人,要歌功頌德、阿諛奉承,而對喪失前程的人,則應儘快與之決裂。因此,他倆的做法,只能導致一個結論:沙甯和鮑克都知道紮波羅熱茨並沒有失寵.給他寄禮物絕不會惹來殺身之禍。


  回到莫斯科,我果真打聽到了基洛夫案件的內幕,而且比我想象的還要快。


  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三四年春夏之間,基洛夫開始與其其他政治局委員發生衝突。基洛夫的直率人盡皆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多次批評自己以往的庇護人奧爾忠尼啓則,說他亂髮一些有關列寧格勒州工業建設的前後矛盾的指示。政治局候補委員米高揚也困擾亂列寧格勒的食品供應而屢遭基洛夫指責。他多次與米高揚發生衝突,其中一次的前因後果,我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一次,基洛夫未經莫斯科允許,就動用了列寧格勒軍區不動貯存庫中的部分食品。當時的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對基洛夫這一行動大爲不滿,認爲他越權,干涉了軍隊的事務。

  基洛夫在政治局會議上解釋,說他之所以走到這一步,是因爲配給工人的食品儲備已全部用光。再且,他是向軍區借食品,一旦得到新的補充便會立即歸還。然而,伏羅希洛夫深知有史達林爲自己撐腰。不滿意這一解釋。還氣勢洶洶地攻擊說,基洛夫將部隊倉庫的食品搬到工廠的櫃檯上,是爲了“在工人中賺得廉價的聲譽”。基洛夫氣得火冒三丈,以他特有的火爆口氣回答道:“如果政治局想要工人提供産品,那首先就得要工人填飽肚子!”接著又厲聲嚷過:“任何一個莊稼漢都知道,不給馬吃草,馬就跑不了!”這時,米高揚起來反駁,說根據他掌握的材料,列寧格勒工人們所得到的供給已超過國內中等水平。基洛夫沒否認這一點。但他列舉了列寧格勒工業産品不斷增長的數位,然後指出,以這些成績來換取工人的那一點補充食品是綽綽有餘的。


  “可是爲什麽列寧格勒的工人就應該比其他地區的工人吃得好些呢?”史達林這時插了話。基洛夫一時按奈不住,又開口嚷道:“我認爲,早就該取消配給制了,應該讓我們的工人吃得像樣些!”


  基洛夫的火爆脾氣,被看成了對史達林的不忠。自從史達林獨攬大權之後,就已形成一條不成文的規矩:無論哪一個政治局委員,未得到史達林的允許,不得將任何問題提出來討論。

  於是,基洛夫在政治局中成了衆矢之的。一些小小的爭執被人爲地擴大了,好象他犯了什麽滔天大罪。一九三四年夏,重工業人民委員奧爾忠尼啓則這個頗有影響的政治局委員,召集列寧格勒執委會主席和幾位工業領導人去開會。這些人隨身帶上各種報表和預算表,馬上動身去了莫斯科。他們在重工業人民委員的接待室裏等了整整兩天,奧爾忠尼啓則一直不抽空接見他們,會議一推再推。第三天,列寧格勒執委會主席跟基洛夫通了電話,向他彙報了這裏的情形。基洛大的決定十分果斷:“要是奧爾忠尼啓則今天還不接見你,那你就坐火車回家!”


  列寧格勒執委會主席果真這樣做了。

  奧爾忠尼啓則在緊接著的政治局會議上彙報了此事。基洛夫的那一決定被認爲是“嗾使列寧格勒的幹部養成遊擊習氣和不服從中央”。基洛夫極力對此事進行解釋,但毫無作用。他忍無可忍,宣佈說“我今後仍將照此辦理。我在列寧格勒工作,就需要有我的人在身邊。他們沒必要在奧爾忠尼啓則的接待室裏坐冷板凳!”

  漸漸地,基洛夫與政治局的關係緊張到了極點。他開始儘量不往莫斯科跑。最使政治局委員們和史達林惱怒的,是基洛夫在人民群衆中的聲望不斷提高。他們這些政治局委員,包括史達林在內,沒有一個是才華出衆的演說家。他們的公開演說總是那麽乾癟無力、令人生厭。而基洛夫卻恰恰相反,他以精彩的演講而出名,並懂得如何接近群衆。政治局委員中敢於到工廠去向工人發表演說的,只有他一人。他曾經是個工人,所以很善於傾聽工人的呼聲,並總是想方設法幫助他們。許多在其他城市工作的黨和工業戰線上的高級幹部,都想調到列寧格勒去工作,因爲他們聽說,基洛夫鼓力部下提倡議、搞創新,並樂於提拔那些願意而且善於工作的人。他在列寧格勒的威信是不可動搖的。在列寧格勒工廠企業的領導人眼中,莫斯科各部的人民委員加起來也抵不上一個基洛夫。


  黨的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之後,基洛夫的巨大聲望更是廣爲人知。這次大會是在一九三四年初召開的。大會前,一切程式都預先規定好了,就連代表們歡迎領袖人物的掌聲也不例外。每個政治局委員上主席臺時,鼓掌時間規定爲兩分鐘,歡迎史達林的掌聲應長達十分鐘。可是,當基洛夫出現在大會主席團時,全場頓時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列寧格勒代表團歡迎他的激情,帶動了整個會場。基洛夫所贏得的掌聲持續之久,是其他政治局委員連做夢都不敢想的。會場外有人議論說,基洛夫所得到的榮譽,本是預先規定給史達林一個人的。


  基洛夫如此繼傲不馴,惹怒了史達林。他決定將基洛夫調離列寧格勒,調令上通知基洛夫說,在莫斯科的中央組織部裏,有一個重要領導職務正等著他上任。


  但基洛夫並不急於去莫斯科,他拖延了一月又一月。藉口要將他在列寧格勒著手的一系列重要事務處理完畢。不僅如此,他出席政治局會議的次數也越來越少。這看上去已經近似於挑釁了。


  當然,基洛夫每次到莫斯科,史達林都可以找藉口留下他,不讓他再回列寧格勒。但這樣做勢必引起公開爭吵,而一吵之後。再要把基洛夫安置在中央的什麽職位上,就難上加難了。況且,不顧其本人意願強行留住基洛夫也未必那麽容易。難道不能逮捕他嗎?不行。在一九三四年那個時候,還不能隨心所欲地對一個政治局委員採取類似行動。開除一個政治局委員,必須經過一系列複雜的程式。要達到這一目的,開始就必須羅列基洛夫的罪名,把他說成是反列寧的異端,或是指責他違背黨的總路線,從而在全黨開展一場針對他的批判運動。但在當時的情況下,這種辦法對史達林說來是不可取的。在粉碎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反對派之後,史達林就已多次發表文章和口頭聲明,說什麽異端已被清洗乾淨,黨已十分鞏固,變得“空前的團結和統一”。而一旦開展反基洛夫的運動,勢必會引來流言蜚語,說党又重新陷入分裂,政治局意見不一。而且,史達林明白,國外也會再次懷疑他的制度的穩固性,這一點。正是史達林無論如何也不願聽到的。


  於是他得出一個結論,要解決面臨的這個棘手的問題,大概只有一個辦法:除掉基洛夫,同時將暗殺的罪責轉嫁到原反對派領袖的頭上。這樣,他就可以一箭雙雕。在除掉基洛夫的同時,將列寧的一些親密戰友也結果掉。那些人,不管史達林怎樣污蔑,仍然作爲布爾什維克黨的象徵,留在普通黨員的心目中。史達林深信,如果他能證實,使“黨的忠誠兒子”、政治局委員基洛夫流血的。正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反對派領導人,那他就有權要求:以血還血!


  唯一能幫助史達林準備這次謀殺的國家機關,是負責基洛夫安全的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但該分局局長菲利待·麥德維基與基洛夫友誼深長,因此,必須把麥德維基調走,另派一個“更可靠的人”去接待他。史達林于中正好有這樣一個人。此人姓葉甫多基莫夫,是個老資格的“機關”工作人員。多年來,史達林一去度假,就將他帶在身邊,不僅將他作爲自己的貼身保鏢,而且還把他看作是朋友和酒伴。葉甫多基莫夫從史達林手裏得到的賞賜,遠遠超過其他任何一個內務部工作人員。這個人生性古怪,與同事們格格不入,臉上表情呆滯,象塊石板。他過去是個刑事犯,革命後才出獄,後又加入了布爾什維克,內戰中表現出色。內戰結束後,葉甫多基莫夫被任命爲國家政治保安總部烏克蘭分局負責人。在那裏,他曾親自指揮過幾次大圍剿,鎮壓反對蘇維埃的叛匪。


  遵照史達林的吩咐,亞果達下達了將麥德維基從列寧格勒調往明斯克,並讓葉甫多基莫夫接替他的命令。塞洛夫得如此此後,氣憤無比,馬上當著麥德維基的面給亞果達打電話,直截了當地質問,是誰授權不經列寧格勒州委同意就任意調換列寧格勒的負責幹部。接著,基洛夫又給史達林打電話,抗議亞果達這一不能容忍的行爲。於是,把麥德維基調離列寧格勒的命令只得推遲執行。


  由於委任葉甫多基莫夫到列寧格勒上任的命令觸礁,史達林沒辦法只得把針對基洛夫的陰謀告訴給亞果達,以求得後者的協助。亞果達立即將自己過去提拔的心腹,如今任麥德維拉的副手的伊萬·紮波羅熱茨從列寧格勒召到莫斯科。他倆一塊去見了史達林。史達林原想避免與紮波羅熱茨見面,但又不可能,因爲這個涉及政治局委員的特殊任務,若不由他史達林親自交待而僅僅由亞果達佈置,紮波羅熱茨無論如何也不敢接受。就這樣,紮波羅熱茨帶著史達林的密令回到了列寧格勒。


  恰在此時,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收到了一份密報,上面揭發了一個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年輕黨員。這個尼古拉耶夫不久前被開除出黨,因此再也無法找到工作。憤怒和絕望,使他産生了要殺黨的監委主席的惡念。十分絕望的尼古拉耶夫認爲自己是黨內官僚主義的犧牲品,因此想以殺死監委主席的行動向黨表示抗議。


  將這一情況密告給“機關”的,是尼古拉耶夫本來的一個朋友:尼古拉耶夫由於不謹慎,曾將自己的打算告訴了他。當然,這件事不足爲奇,而紮波羅熱茨對尼古拉耶夫發生了興趣,這也不足爲怪,要知道。紮波羅熱茨自從接到莫斯科的任務後,一直憂心忡忡,現在收到這樣一個密報,他自然會感興趣的,並且把尼古拉耶夫的“朋友”請來見面。同他談過話之後,紮波羅熱茨得出一個結論、尼古拉耶夫的揚言不見得只是說說而且。而當“朋友”後來又將尼古拉耶夫的日記偷出來交給紮波羅熱茨之後,事情就發生了更爲重要的變化。


  日記經過拍照。又重新放回了原來的地方。在這日記裏,尼古拉耶夫詳細記述了自己所受的不白之冤之如何被無故“清掃”出黨,當他要求伸張正義時,又如何受到黨內官僚的無情冷遇,如何被工廠解雇,而他的一家——妻子、母親和兩個孩子。又如何淪落到饑寒交迫的境地中。整本日記充滿了對黨和國家機關裏官僚主義的刻骨仇恨。


  爲了盡可能全面地瞭解尼古拉耶夫,紮波羅熱獲決定親自出馬,與他見面。於是,那個“朋友”又爲他和尼古拉耶夫安排了一次“巧遇”。“朋友”報了紮波羅熱茨的假名。並說他是他過去的老同事,就這樣,“朋友”將紮波羅熱茨介紹給了尼古拉耶夫。他們東拉西扯地聊了一會就分手了。尼古拉耶夫給紮波羅熱茨留下的印象不錯。於是,“朋友”得到了新任務,設法更加接近尼古拉耶夫。不時送給他一筆數目不大的錢,並假裝與他志同道合,當然,還必須將他的每一步行動向內務部報告。紮波羅熱茨本人則急忙跑到莫斯科去彙報自己的想法,商量如何更有效地利用這個偶然的機會。在莫斯科,他再次得到了史達林的接見。


  莫斯科認爲,尼古拉耶夫是實施預定計劃的合適人選。這一方案的好處主要在於,尼古拉耶夫是主動萌發暗殺念頭的。他做夢也不會想到,從某個時刻起,他的行動將受到內務部的間接操縱。


  紮波羅熱茨得到的指令歸結爲一點,就是要盡力將尼古拉耶夫的暗殺目標從某個把他開除出黨的監委成員身上轉向基洛夫。紮波羅熱獲不在家的那段時間裏,尼古拉耶夫的打算已變成了一種可怕的狂念;他認爲自己的行動,將成爲號召大家起來反對黨內可惡的官僚主義的信號。尼古拉耶夫的“朋友”提醒紮波羅熱茨,說尼古拉耶夫正在設法弄來一支手槍。


  聽了此話,紮波羅熱茨假惺惺地向“朋友”表示,他很擔心尼古拉耶夫真的去向某個監委成員開槍,因爲這種幹部顯然不會配備貼身警衛。而內務部的打算,是當兇手正企圖行刺之際,就將他當場逮捕。要想做到這一點,又不發生流血事件,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有可能,即尼古拉耶夫放棄殺害某個微不足道的小官的念頭,而蓄謀去殺另一個象基洛夫這樣的官員,那樣他就注定要失敗,因爲基洛夫晝夜都有警衛保護。一旦尼古拉耶夫懷揣手槍進入斯莫爾尼宮,專門等候他的內務部人員就會立即將他逮捕。因此,現在要求“朋友”做的只有一件事:慫恿尼古拉耶夫,讓他相信,殺掉一個監委官員産生不了多大的政治影響,而朝一個政治局委員開槍:才能轟動全國。


  “朋友”信以爲真,經過他的一番努力,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果然上了鈎。産生了暗殺基洛夫的念頭。現在,要實現預定計劃,只剩一個障礙了——差一支手槍。尼古拉耶夫原打算從自己熟識地某個黨員身邊偷一支,但結果卻根本無此必要,因爲近來常去幫助、並用鈔票接濟尼古拉耶夫的“朋友”,又一次幫了他的大忙——成功地爲他搞到了一支手槍……至此;基本上可以說是萬事具備了。在“朋友”的幫助下,尼古拉耶大想好了領取斯莫爾尼宮通行證的藉口。最後,兩位朋友又一起去郊外試過槍。


  關鍵的一天終於到了。尼古拉耶夫手提公事包,來到斯莫爾尼宮,並在衛隊辦公室領到了通行證。在斯莫爾尼宮主要走廊的入口處,衛兵看了一下通行證,爲他放行。但他沒走到兩步,一名衛兵又叫住他,要他出示公事包裏的東西。結果,查出了一支手槍和1 個日記本。尼古拉耶夫被當場拘留,關進了衛隊辦公室。僅爲未經特許而私藏槍支這一條,就該判處三年徒刑。要是斯勞爾尼宮衛隊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再看一看那本日記,馬上就會明白尼古拉耶夫進入斯莫爾尼宮的真正意圖……


  但僅僅過了兩小時,竟出現了奇迹:衛隊將手槍和日記本還給了圖謀不軌的尼古拉耶夫,並建議他馬上離開斯莫爾尼宮。


  尼古拉耶夫被此事嚇傻了,趕緊跑去找到“朋友”,將一切經過都告訴了他。看見尼古拉耶夫在被抓之後還能安然無恙地回來,“朋友”也驚訝得怎麽也回不過神來。


  斯莫爾尼宮發生的一切,真是大出紮波羅熱茨的意外。很顯然,他沒有做到自己該做的一切,以保證尼古拉耶夫順利靠近基洛夫。而莫斯科還以爲,當天就能聽到暗殺結果。現在,失敗的一切責任,當然應歸咎于紮波羅熱茨。


  他在得到尼古拉耶夫被拘留的報告後,立即命令斯莫爾尼宮衛隊長放掉被拘留者,並歸還其公事包、手槍和日記本。他還暗存一線希望,即再次把尼占拉耶夫派往斯莫爾尼宮,當然,這一次得排除一切障礙,但最關鍵的還取決於尼古拉耶夫以後的表現。


  尼古拉耶夫受挫之後,十分沮喪、壓抑,雖然“朋友”三番兩次地慫恿他再試一次,可他總提不起精神……但這種情況並沒持續多久。過了十來天,尼古拉耶夫又開始談起再次行刺的打算。他以往的那種自信心又恢復了。“朋友”依照紮波羅熱茨的指令,建議他這次在晚間進入斯莫爾尼宮。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晚,尼古拉耶夫再次進人斯莫爾尼宮,而且帶著同樣的公事包,裏面裝著同樣的日記本和手槍。這一次,紮波羅熱茨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尼古拉耶夫領到通行證後,順利地從入口處的衛兵中間穿過,暢通無阻地進入了走廊。走廊上沒有其他人,只有一個叫鮑利索夫的中年男子。他是基洛夫的私人助手,在斯莫爾尼宮工作人員花名冊上,他的名字下注有內務部特別警衛人員這一筆。但他平時的工作卻與警衛勤務毫無共同之處。


  鮑利索夫剛好把火腿麵包和幾杯茶擺上託盤,準備送往正在召開州委會的會議廳。州委會由基洛夫主持,尼古拉耶夫就在外面安心等他。鮑利索夫走進會議廳後,告訴基洛夫,說有人叫他去接克里姆林宮來的直線電話。過了一分鐘,基洛夫從桌邊站起,走出會議廳,並順手去開門。


  就在他開門的一瞬間,槍聲響了。與會者紛紛沖向門口,可一下子難以把門推開:躺在血泊中的基洛夫的雙腿抵住了門。基洛夫被一槍擊斃。地上還倒著一個不爲州委委員們所認識的人。那是失去知覺的尼古拉耶夫。他身旁,是失落在地的手槍和公事包。除死者和兇手外,走廊上再無別的人影。就連基洛夫的貼身警衛也不見蹤影,這使州委成員們大爲吃驚。過了一會兒,走廊上才出現了內務部的工作人員,他們是趕來逮捕尼古拉耶夫的。


  史達林和亞果達立刻就得到了基洛夫被殺的報告。沒隔多久,亞果達便給內任部列寧格勒分局局長麥德維基打了電話,說他將陪同史達林趕往列寧格勒。


  紮波羅熱茨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但他扮演的角色並沒有到此結束。在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裏,只有他一人清楚“主人”的意圖:刺殺基洛夫的行動將最終導致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審判。 紮波羅熱茨明白, 史達林到列寧格勒來一定是想“面試”尼古拉耶夫,以便確定是否公開審判此人。因此,必須儘快讓尼古拉耶夫做出有用的“坦白”。這樣,史達林一到,他紮波羅熱茨就能呈上這樣一份交待材料:尼古拉耶夫已經明白,他是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直接指使下殺害基洛夫的。


  爲了在史達林到來之前就從尼古拉耶夫日中掏出這個坦白,紮波羅熱茨真是費盡了心機。但他沒料到兇手竟然非常頑固。紮波羅熱茨根據在內務部工作多年的經驗,深知任何一個人,哪怕再清白無辜,因被捕而産生的驚恐和爲外面親人安危的擔心,都會在偵訊人員的手中變得服服貼貼,甘願承認對他的一切指控。更何況尼古拉耶夫剛剛才犯下滔天大罪——殺害了一名政治局委員。此時,尼古拉耶夫已幾乎失去記憶。他在囚室裏朝著看守大喊大叫,說他與基洛夫無怨無仇,殺人完全是出於絕望。紮波羅熱茨早就從“朋友”目中得知,尼巴拉耶夫十分眷戀妻子兒女。因此,如果他要拒的按要求招供,紮波羅熱茨就打算用株連親人來恫嚇他。只此一著,就足以使尼古拉耶夫作出任何供訴。


  當然,這中間也有點小小的麻煩。大約在行刺前的兩個月,“朋友”曾把紮波羅熱茨作爲“我的朋友,也是工人”介紹給尼古拉耶夫。現在,要是尼古拉耶夫認出這個“工人朋友”實際是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的第二把手,那麽,他一定會明白自己的“朋友”也一定是內務部的特務。他肯定會把這一系列事實——精心策劃的陰謀的各個環節——聯繫起來進行比較,其結果簡直難以設想!健全的理智應該提醒紮波羅熱茨:最好將尼古拉耶夫交給其他同事去審訊,他們照樣能從犯人口中榨出所需的口供。可是,紮波羅熱茨不願把自己應得的頭功讓給別人。他一心想親自設法從尼古拉耶夫口中得到誹謗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口供,然後將它奉獻給史達林。這一欲望使他忽視了自己曾與尼古拉耶夫見過面這一不利因素。不過,那次會面像是巧遇,因此還可以指望,被後來的事件嚇垮了的尼古拉耶夫不會認出紮波羅熱茨,更何況後者現在已換上了內務部的軍官制服。


  紮波羅熱茨估計尼古拉耶夫已完全喪失了鬥志,便決定馬上行動,吩咐在他的辦公室裏提審犯人。


  尼古拉耶夫被押進辦公室後,一眼就認出這個內務部的高個子領導,曾與他偶然相識,並馬上意識到自己成了政治陰謀的犧牲品。紮波羅熱茨失算了。他面前這個人,根本不是個被重罪和監禁嚇癱了的膽小鬼,而仍是一個獎傲不馴、無所畏懼的亡命之徒。尼古拉耶夫對紮波羅熱茨直言不諱;說自己並不想反對基洛夫本人,不過,他對自己這次恐怖行劫的成功還是感到滿意,認爲他開創了與黨內官僚主義和特權階層進行鬥爭的新紀元。


  這次提審的結局今人啼笑皆非。紮波羅熱茨的辦公室裏傳出幾聲尖叫,門砰地一聲敞開、紮波羅熱益向接待室逃竄,尼古拉耶夫則手舉座椅,在後面緊追不捨。衛兵們一擁而上,抓住尼古拉耶夫,將他押回了牢房。


  沒過多久,看守們就聽到尼古拉耶夫的單人囚空有奇怪的響聲。原來,他正在一次又一次地用頭撞牆。身陷囹圄,他想要儘快了此一生一就只能用這種辦法。大概,她以爲一死就能使全家免遭迫害和拷問。結果,他被捆起來送進了另一間四壁蒙著被褥的囚室。囚室內從此派上了看守,而且由內務部專門委派的人擔任。到了次日淩晨,紮波羅熱茨還想同尼古拉耶夫談話,但仍舊毫無結果:尼古拉耶夫對他恨之入骨。豈肯與他談話!


  史達林駕臨列寧格勒,那可是大事一柱。他在斯莫爾尼宮占了整整一層樓。除此之外.內務分局大樓的十多間辦公室也完全歸他使用。這些辦公室跟其他所有房間是完全隔開的。


  史達林一到就辦起案來。他召見的第一個人,是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局長麥德維基。不言而喻,這一次召見純粹是走過場。史達林明明知道,此人除了一些明擺著的表面事實之外,對基洛夫被殺的底細一無所知。麥德維基很快就出來了。接著召見的是紮波羅熱茨。史達林單獨同他談了一個多鐘頭,然後才命令提審尼古拉耶夫。


  史達林審問尼古拉耶夫時,在場的有內務人民委員亞果達、內務部經濟局局長米隆諾夫和押送尼古拉耶夫的衛兵。尼古拉耶夫進屋後,就在門邊站住了。他頭上纏著繃帶。史達林打個手勢,要他走近點,然後注視著他,用溫和得近乎親切的口吻問道:

  “您爲啥要殺害這樣一個好人呢?”

  假如不是當時在場的米隆諾夫作證,我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史達林會這樣提問;這與他平時的談吐習慣格格不入。

  “我不是向他,而是向黨開火!”尼古拉耶夫堅定地回答道。儘管是在史達林面前,可他的聲音卻沒有絲毫顫抖。


  “您在哪里搞到手槍的?”史達林繼續問道。

  “這事您爲什麽問我?請問紮波羅熱茨去吧!”又是一個膽大包天的回答。

  史達林氣得臉色發青,嘟濃道:“帶下去!”一走到門口,尼古拉耶夫停了停,把頭轉向史達林,想說什麽,但卻被一下子推到了門外,

  門剛關上,史達林就瞟著米隆諾夫,飛快地向亞果達說了聲:“叫他出去!”米隆諾夫沒讓人請就自覺地朝門口走去。幾分鐘後,亞果達將門拉開一條縫,把紮波羅熱茨叫了進去。紮波羅熱茨進去與史達林談不到一刻鍾,就從那不祥的辦公室裏跑了出來。他急急忙忙地,甚至對仍舊等在接待室裏的米隆諾夫也沒看一眼,就沿著走廊離開了。


  對尼古拉耶夫的審訊就這樣徹底失敗了。

  顯然,尼古拉耶夫此時已經恍然大悟,知道是內務部唆使他殺害了基洛夫:是內務部派出特務與他“交朋友”,是內務部命令這個“朋友”慫恿他進斯莫爾尼宮。


  這就意味著、別再指望對“其洛夫兇殺案”搞什麽公開審判了。即使尼古拉耶夫能許諾用自己的口供去誣陷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那這個許諾也靠不住。誰能保證尼古拉耶夫不會再次産生那種曾促使他採取恐怖行動的狂妄和行動?在法庭上,他完全有可能高呼:唆使他殺人的不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而是內務部。史達林不敢如此銳而走險。他只能敦促內務部組織秘密審判。將尼古拉耶夫悄悄處死。


  同時,關於兇手的情況;也應對人民有所交待。史達林當然不會公開宣佈,說這個年輕党負的行爲是直發的、孤立的,是爲了抗議黨的官僚主義對他的迫害。只有把他說成是白俄反革命分子的爪牙才比較有利。於是,有關流亡的白匪從波蘭、立陶宛和芬蘭潛入蘇聯進行恐怖活動的神話便出籠了。


  當然,史達林還要竭盡全力消滅因紮波羅熱茨工作馬虎而留下的痕迹。不經審判,他首先下令除掉了“朋友”。其次,傳訊了基洛夫的全體助手,目的在於弄清他們對此案是否知道得太多。但這些助手都很老練,早已明白,在這種事情上自作聰明,以表明自己目光敏銳,無異於是取滅亡。在他們的談話中,引起史達林注意的只有一個細節:他們聽到槍聲從會議廳沖到走廊上時,發現基洛夫的隨身警衛部不在現場,而且,剛把基洛夫從會議廳叫出去的那個鮑利索夫也無影無蹤,過後再也沒看到過他。


  其實,鮑利索夫的突然失蹤並沒有什麽神秘之處。由於對內務部在組織這場謀殺中所起的作用略知一二,他被紮波羅熱茨抓起來了。我無從判斷鮑利索夫究竟知道些什麽,但這一事實本身已使人心寒,要知道,鮑利索夫素以絕對忠於基洛夫而出名。如果他爲討好紮波羅熱茨而有意出賣自己的“主人”,那就太不應該了。


  史達林知道鮑利索夫已經被捕並關在內務部列寧格勒分局大樓裏。在問過基洛夫的助手們之後,他便來到分局大樓,提審鮑利索夫。他們的談話很短。鮑利索夫後來很快就被史達林指使的人秘密除掉了。就這樣,史達林迅速滅掉了兩個證人。


  史達林以專車將基洛夫的遺體運到了莫斯科。爲了與遺體告別,盛殮屍體的棺木就按歷來的規矩安放在蘇維埃之家的大廳中央。據報導,史達林守靈時,因失去朋友和戰友而萬分悲痛,並懷著對基洛夫的深切“愛戴”,幾次俯身親吻死者。其實,他這個曾在神學校裏上過學的人,這時不會意識不到,他這親吻無異于猶大印在耶穌額上的吻。


  紮波羅熱茨在完成委託給他的秘密任務時,幹得如此笨細,內務部又在謀殺基洛夫時留下痕迹,這一切迫使史達林一度放棄了指控原反對派領袖殺害基洛夫的念頭。但史達林的退卻歷來都是暫時的。匆匆處決了直接兇手和秘密除掉了一些知道或懷疑內務部在此案中所起作用的旁證之後,史達林又覺得平安無事了,於是決定重新回到起初策劃的陰謀上。這一切事情處理得非常快,僅從官方的新聞報導就看得出來。起初還說基洛夫死于白衛恐怖分子之手,沒幾天就突然改變了腔調。其實,這並不奇怪:史達林製造這宗案件。就是要儘快治罪于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原反對派領袖。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舉行的一次秘密審判,根本沒能提出任何可以證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參與犯罪的證據。然而。在軍事法庭的高壓及史達林的幫兇亞果達的不斷訛詐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只好同意對這一兇殺案承擔政治上和道義上的責任,不過同時否認曾經參與此案。可是法庭卻在這極不可靠的依據上,對他們作出了有罪判決:兩人都被判處五年徒刑,關進了集中營。

第二章 史達林的常備王牌

  對這次開庭,僅僅是一個開端。往後。還曾有一連串旨在剪除幾乎全部布爾什維克党的創始人和十月革命的領袖們的大規模審判。從此,暗殺基洛夫的罪名便要在每一次大的政治審判中被提出來,並且每一次都要強加于所有被告人的頭上。


  許多對這一次所謂的莫斯科審判持批評態度的人士認爲,史達林之所以決定剪除老布爾什維克。其惡根在於他對這些人懷有不可遏制的復仇欲。他要報他們不趨附他的政治路線之仇,要報他們堅持執行列寧遺囑之仇,因爲遺囑建議撤銷史達林的黨中央總書記之職。史達林的“復仇快感”這一術語,是他有一次在與加米涅夫和捷爾任斯基的似乎友好的談話中無意間說出來的。這次談話是一九二七年一個夏夜的事情了。隔了很多年,才有了這一系列的審判。當時,史達林擺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樣說道:“盯住敵人,仔細研究實施打擊的每一個細節,爲這不可避免的復仇開心一番。然後休息休息。……哎,還有什麽能比幹這事更快活呢?……”


  史達林有這種兇殘的意識,實際上絲毫不足爲怪。在高加索那塊他出生和成長的土地上,流血仇殺的現象持續了幾百年,直到如今也屢見不鮮。毋庸置疑,復仇欲在史達林剪除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的陰謀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問題還不僅僅在於復仇。其實,史達林首先就是個政治上的實用主義者。他辦事冷靜,老謀深算。衆所周知,他曾出於謀略而多次克制自己的感情行動。在爭權奪利的路途上,他不只一次地舍去尊嚴而吹捧自己的對手,有時甚至還吹捧自己的死對頭。而且,只要對他有利,他就可以背棄自己的至親好友。例如,儘管他對托洛茨基恨之入骨,但在十月革命勝利一周年之際,他卻出於個人需要,把這個對手吹捧一番。他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將托洛茨基捧為十月起義的主要領導者,黨應該把促使彼得格勒衛戍部隊幾乎不放一槍就投奔到布爾什維克陣線上來的功績歸之於托格茨基。正如我們所見,史達林當時就這麼巧妙地把對死對頭的刻骨仇恨埋藏在心中。後來,這種仇恨兇猛無比地發洩出來,最終導致了托洛茨基徹底滅亡。


  另外,多年的友誼也絲毫不影響史達林殺害布都·穆迪瓦尼和謝爾蓋·卡夫塔拉澤,只因為這兩人曾一度站在與他對立的政治立場上。


  布哈林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史達林的政治野心。他也強調過史達林特別記仇。不過,他認為貪得無厭的權力欲,才是史達林最主要的特點。一九二八年的一天夜裡,身為政治局委員和共產國際主席的布哈林悄悄拜訪過加米涅夫,以表示自己支持他反對史達林及其卑劣陰謀活動的立場。布哈林與加米涅夫談話時,曾用了這些話來形容史達林:“他是一個不講原則的陰謀家,世界上的一切,全部都要服從他的權力欲……他時刻準備改變自己的觀點,只要這樣做有助於他除掉你和我……他一心想著的就是抓權。為了鞏固權力,他暫時向我們讓步,但以後卻會把我們都扼死……史達林只會報仇,他懷裡時常都揣著一把匕首。我們可千方別忘了他那句“復仇快感”的言中之意呀!


  布哈林的這個評價是實事求是的,因為它不是為某個群眾大會準備的,也不是為了蠱惑人心,而是單獨說給一個本身也非常了解史達林的人聽的。


  從邏輯上看來,史達林消滅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的決定,是其整個篡黨奪權史的必然結果。開始,他滿足於把對立派領袖放逐到西伯利亞和監禁在集中營裡。但這僅是暫時的,因為他正忙於鞏固自己的專制制度。這一目的達到後,他就認為自己的地位穩固,於是開始毫無忌憚地向潛在的對手們下毒手。這些人一個一個被殺害,徹底地、永遠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對史達林來說,暗殺基洛夫這是審判和鎮壓老布爾什維克所必不可少的步驟。而這陰謀發生在一九三四年,也決非偶然。這一年,國家剛剛從深重的經濟危機中掙扎出來,而國家之所以陷入這一危機,就是因為史達林在工業化和集體化道路上採取了盲目冒進的政策。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全面經濟改造這一構想,首先是由托洛茨基提出來的。那時,史達林還堅決反對過這種構想。他甚至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聲稱,修建聶伯河水力發電廠對蘇維埃俄羅斯來說,恰如一個俄羅斯鄉下佬試圖賣掉奶牛去買留聲機。可是到後來,當他宣布反對派分子不受法律保護之後,他卻改變了對這一思想的看法,更甚的是,他居然將這一構想據為已有。而且,既然托洛茨基堅持認為農業集體化要根據工業為大規模集體農莊生產提供必需的機器的能力而逐步實現,那麼他史達林就乾脆來個“全盤集體化”運動。在這件事上,也與在其它許多問題上一樣,史達林極力要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比托洛茨基更徹底、更不妥協的革命家!


  史達林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也使用了老一套的恐怖手段和強製手段。他拒絕承認一個簡單的道理:皮鞭不能代替拖拉機和康拜因。農民對集體化的抵制,使國家瀕臨經濟崩潰的邊緣。史達林以大規模鎮壓來回答農民的抵制。但這種鎮壓迫使許多省份的農民紛紛拿起刀槍作鬥爭。在北高加索烏克蘭的某些省份。為了鎮壓暴動,政府動用了武裝力量,甚至軍用飛機。


  然而,紅軍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農民子弟組成的。他們明白,當他們在這個地區鎮壓暴動時,另一個地區的部隊也在用同一手段鎮壓他們的父母兄妹。因此,小股紅軍投奔起義農民的事件屢屢發生。也就不足為奇了。在北高加索,一個飛行大隊拒不起飛去轟炸暴動的哥薩克材莊。結果,這個飛行大隊被解散,一半人員被槍決。史達林的追隨者之一,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副局長阿庫洛夫也很快被撤職,因為他未能及時派出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部隊去援救一個被圍困的團,致令這個團被暴動的哥薩克人全部殲滅。無一生還。負責鎮壓暴動和指揮掃蕩工作的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邊防軍司令員弗里諾夫斯基,在政治局會議上匯報說,在北高加索的河流裡。順水漂下的屍體數以百計一一討伐部隊的損失就是如此之大。同樣,暴動被鎮壓下去的情景也慘不忍睹。成千上萬的農民未經審判就被槍決。幾十萬農民被流放,在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的集中營裡慢慢等死。


  全盤集體化的另一惡果,是席捲昔日歐洲大糧倉烏克蘭,以及庫班、伏爾加河流域和國內其它地區的大饑荒。就連那些經常稱頌史達林制度的外國記者,也認為死於飢餓的人數在五至七百萬之間。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呈報給史達林的統計數字是三百三十萬至三百五十萬。發生這種令人膽寒的大規模死亡的原因,並不是什麼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自然災害,而是專制者的無知和專橫。他既沒有預見自己行為後果的本事,又對民眾所受的疾苦無動於衷。西方新聞界把這次災難詼諧地稱為“有組織的餓肚皮”,的確是不無道理的。


  國內,幾十萬少年兒童無家可歸,四處流浪。他們的父母或死於飢餓。或被槍決、流放。乞討和扒竊成了這些孩子的謀生之道。為了控製成年居民的四處流動,馬上實行了身份證制度。在大蕭條和飢荒時期。所謂的內部供應網點出現了,專為史達林的官僚們供應食品和其它商品。這些內部商店,更加深了人民對上層統治集團和特權階層的仇恨。用同一個盧布,特權分子在這種商店買到的東西,比普通公民在普通商店買到的東西多十到二十倍。


  蘇聯報刊對這一震驚全國的飢荒隻字不提,只是大肆宣揚“英明的和敬愛的”史達林的工業化成就。那時,新聞檢查嚴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外國新聞記者也被禁止到莫斯科城外和郊區採訪。


  為了能在首都造成一種繁榮昌盛的景像給外國使節和外國記者看,史達林的官員們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氣。給各省運送食品的列車,經常在途中被“充公”,掉頭開往莫斯科。民警們卻成天忙於追捕無家可歸的兒童,把他們從大街上抓走,送進牢房。而劇院裡,則另是一番情景:排場豪華的話劇照舊上演,著名的芭蕾舞團的節目依舊火紅。真是災荒時期的盛宴!


  全國人民對史達林專制的憎惡日益加深,甚至影響到了黨內的積極分子。就連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內也士氣不振,工作人員都為自己的前程疑慮重重、擔驚受怕。有些日子,史達林本人也感到他腳下的根基在動搖。他每天聽取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送來的報告時。總是心驚膽顫,深恐這些報告說到國內暴亂加劇。黨員反對情緒高漲。宣傳托派分子行動綱領的傳單,開始在最高黨校內四處傳閱。高加索政教學校和莫斯科師範學院的學生,幾乎都有一份屬於禁品的列寧“遺囑”。工廠的牆上,處處可見反對史達林的憤怒標語。


  也許,正是在這些危機四伏、風雨飄搖的日子裡,史達林暗暗打定了主意:一旦命運保信他度過這次危機,他就要將那些在危急關頭幸災樂禍地等他垮台的暗藏的對手統統清洗乾淨。


  早在殺害基洛夫以前,史達林就借助各種各樣的政治伎倆和“強力手段”,使自己擺脫了來自黨員群眾的任何監督。一九二四年列寧逝世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懾於托洛茨基的巨大威望,曾一度支持過史達林。而後者也正好藉助他們的支持,宣布開展所謂“為紀念列寧而人黨”的運動。這樣一來,大批在革命最艱難的創業時期遠離鬥爭袖手旁觀的工人和職員,紛紛湧進了黨內,而那些忠實幹革命理想的老黨員,卻因處於這些無進取心的新黨員之中而變得十分孤立。接著,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三六年期間,史達林又多次開展清黨運動。清洗中,許多有思想,並經過戰爭考驗的共產黨員,在史達林政治路線的迫害下,被宣佈為不可靠的人,失去了黨票,而他們的位置,也被一些新入黨的官僚分子取而代之。這些人為了換取物質享受和撈到晉升的機舍,甘願俯首帖耳,時刻準備執行上司下達的任何命令。


  尤其是粉碎反對派之後接踵而來的那次清洗,大大地削弱了黨的生命力。黨內出現的分歧,都是靠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採取武力手段進行討伐,而不是像列寧生前那樣,透過討論和投票的方式來解決。任何一個黨員,稍有違拗領導的表現,就足以使自己失去黨證並被解僱。這時,黨員的主要優點應是服從黨委,而不像列寧生前那樣,是忠於黨綱。在列寧領導下,布爾什維克黨是一個生氣勃勃、思想活躍的黨,可現在則逐步說變成了一台冷酷的機器,完全失去了活躍國內政治生活的作用。


  誠然,史達林進行了一系列大清洗,但在一九三四年以前黨內畢竟還有不少老布爾什維克,史達林制度在某種程度上還離不開他們。這些人員雖然不能投身到政治生活之中,卻能以全部精力投入國家的工業化建設和國防建設。可到了現在,連這些人也要被當作“絆腳石”而踢開了,史達林容不下這些看穿了他的政治野心並始終不忘列寧和托格茨基的人。


  為了擺脫這些人,史達林于一九三五年藉口審查和換發黨證,又組織了一次清洗。這次清洗明目張膽而又厚顏無恥地將矛頭直指老黨員。於是,各級黨委的領導權紛紛落入那些不久前才入黨的新毛頭手中,這些人大多數是中央委員會裡的小職員,剛出來就掌實權。就連龐大的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黨委工作。在一九三四年也是由一個年僅二十五歲,入黨才一年多的巴拉揚負責。可就是這個巴拉揚,在莫斯科捷爾任斯基區成立了一個清黨委員會,把許多革命前坐過牢的老資格布爾什維克從黨內踢了出去。


  接著,史達林又邁出了另一步。他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宣布解散老布爾什維克協會。這個協會的成員都是老黨員。他們在沙皇制度統治下積極開展過地下革命鬥爭,號召工人階級起來革命。列寧把這批老戰士叫做“金礦”。廣大黨員對他們無比崇敬和熱愛,將他們稱為“黨的良心”。


  老布爾什維克協舍擁有一個出版社和附屬於出版社的印刷廠。這個廠裡印發各種馬克思著作,以及協會成員們為再現布爾什維克建黨鬥爭的往事而寫的回憶錄。由於這些書大多是列寧在世時出版的,自然就沒有提到史達林的名字,而是整章整篇地回憶其它傑出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活動。正因為這一點,史達林對這些布爾什維克黨的老戰士恨之入骨。要知道。他們的回憶錄從根本上戳穿了許多按史達林授意而杜撰出來的史達林傳記。史達林認為。要達到獨裁專制。就必須改寫和美化自己的歷史。


  看到史達林的御用“理論家”如何肆無忌憚地篡改歷史事件,臆造無稽之談,甚至明目張膽地直接偽造,替史達林炮製出蠱惑人心的傳記,看到“理論家”們如何將這種假貨奉獻給列寧的這位“最親密的戰友”,老布爾什維克協會的成員們真是義憤填膺。他們親眼目睹列寧時期出版的黨史書籍被封禁,被一批肉麻的歌頌史達林並污衊其它革命家的新書所代替,儘管那些革命家才是黨的名副其實的真正領袖人物。時光流逝,史達林的權力欲變得越來越不可遏制。到後來,上一批新黨史書籍已不能令他滿意,被禁止流傳,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批小冊子,其內容十分荒誕離奇,無限制地誇大和突出史達林的作用,就連列寧的形像也因此而黯然失色。可老布爾什維克們不會忘記過去,更不會像小學生那樣去背誦讚揚當今獨裁專制者的離奇故事。這些在沙皇監牢里和流放中度過了青春年華的老人們,是史達林所不能收買的。的確,他們之中有些人擋不住世間的惡勢力,害怕株連自己的子孫,味著良心投靠了史達林,但其餘絕大多數卻堅持認為史達林是革命的叛徒。這些人眼見得逞的反動勢力葬送了一個又一個革命成果,內心感到萬分痛苦。


  看到參加過反對派的協會會員被捕和流放後,其它尚還自由的會員也被迫沉默了。他們無力反抗史達林的暴力。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告訴他們,革命既有高潮也有低潮。他們暗中盼望史達林的專制統治被新到來的革命浪潮沖垮,雖然他們口頭上不說。在全民都得吹捧領袖及其業績的史達林專制統治下,這種沉默實際上就是反抗的表示。除此之外,他們一有機會就聚集在協會裡,討論國內發生的事件,這也使得史達林不能製造假案來剪除布爾什維克黨的老一代領袖人物。


  老布爾什維克協會被解散之後,黨的老戰士開始相繼失踪。他們被派往各個城市去擔任各種職務,但實際上只有一小部分到達了上任地點,大多數被發配到西伯利亞,以後就徹底消失了。


  解散了老布爾什維克協會之後過了一個月,史達林又解散了苦役犯和流放者協會。沙俄的苦役流放相當於法國當時的鬼島流放。此協會的成員都服過這種苦役。而史達林,如眾所周知,卻不曾享受政治苦役犯的殊榮。


  政治苦役犯協會從一九二一年開始出版《苦役和流放》雜誌,以此再現沙皇以監獄、苦役和流放來迫害革命者的歷史,以及一九一七年前的俄國革命運動史。只要側覽一下各期雜誌。就會確認一個十分重要的事實:雜誌上所提及的俄國革命運動的非凡領袖們,凡活到了史達林暴政時期的,統統都被清洗掉了。史達林認為,這些威脅過沙皇統治的謀反者,現在也是他個人專制的大敵。


  這兩個協會被解散的同時,許多其它組織卻依舊活動,並得到上方的大力資助。也正是在這些年間,國內創辦了很多特權階層俱樂部,如廠長俱樂部、廠長夫人俱樂部、汽車主人俱樂部、甚至還有“西方舞俱樂部”。


  史達林認為,威脅他的統給的力量並不僅僅是老布爾什維克。在專制的腐敗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也使他煌惶不可終日。他深知,沙皇時期的革命黨派,主要就是動員青年加入地下組織,因為青年永遠具有崇高的正義感,對任何形式的壓迫都不肯屈服。


  史達林害怕青年,在某種意義上說,更甚於害怕老黨員。所有的老黨員的情況,史達林都熟悉,知道他們的思想方式和他們的希求。每個老黨員都上黨中央的“黑名單”,受到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嚴密監視。相反,要摸清青年一代的情況,把他們分類,消滅其中的革命分子,這事就沒那麼容易。而在關鍵時刻.他們很可能成為真正威脅史達林暴政的力量。因此,史達林三番四次地命令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在青年中,尤其是在工廠和高校的青年中,擴大情報網。


  史達林想藉助共青團和其它群眾組織去控制青年的全部企圖,結果都沒實現。在全國,自發地產生了許多青年小組,其參加者都想找到答案,回答那一系列不可能公開討論的政治問題。但小組成員們由於絲毫沒有從事地下活動的經驗,常常落入內務部的手中。


  人民的不滿情緒,當然也在共青團員,尤其是工人家庭出生的共青團員們的身上反映出來。青年們痛苦地註視著明顯的不平等現像在全國氾濫;大多數平民百姓半飢半飽,而官僚特權分子卻揮霍無度。普通工人的兒女們看到,出身“高貴”的同輩如何進入國家機關擔任誘人的職務,而他們自己卻在繁重的工作崗位上賣苦力。受剝削。那些被招募去修建莫斯科地鐵的共青團員,每天要幹十個小時的活,而且常常是站在齊腰深的雪水中乾。而那些出身上層的同齡人,卻開著他們爹媽的轎車,在莫斯科四處兜風。對修建地鐵的團員們的殘酷剝削,曾逼得八百多青年扔掉工作,衝進團中央辦公大樓,把團證甩在地上,破口大罵當權者。這件事使首腦機關大為惱火。史達林馬上召集政治局委員開會。並要乘莫斯科黨委召開全會,討論這趟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共青團員罷工。


  缺乏言論自由,嚴厲壓制反對意見。這一切迫使共青團員們組織非法小組,討論個人不安的大事。但統治者的鎮壓馬上就接踵而來: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間,有幾千名團員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的集中營。與此同時,幾十萬被當權者認為不大可靠的青年,也被送往那些地方“建設新城市”,儘管當權者說這些青年是“自願”到那裡去的。


  由於信不過工人階級和其它階層的人民,史達林就開始尋求別的社會支柱,一個能在不測之時支持他個人專制的社會支柱。他在這方面邁出的最大膽的一步,就是把恢復早已被革命摧毀了的哥薩克軍隊。


  在沙皇時代,哥薩克軍是沙皇的堡壘,是鎮壓俄國革命運動的武器。哥薩克軍隊是俄軍的一支獨立部隊。含有特權和自治權。沙皇本人是哥薩克部隊的統帥,沙皇的繼承人是它的總司令,歷代哥薩克人都是從童年起能開始學習軍事,接受嚴格的君主制教育,是革命的死故。哥薩克的反動性紮根很深,彷彿他們是一種特殊的人。哥薩克奉命進行的一次次圍剿,常把革命的星星之火淹沒在血泊之中。


  十月革命之後,哥薩克自然又站在反革命一邊。卡列京將軍和克拉斯諾夫將軍的白匪部隊,全是哥薩克,由阿列克塞耶夫將軍和科爾尼洛夫將軍統領的頓柯白匪志願軍,也是哥薩克。頓河和庫班的哥薩克,是鄧尼金將軍的主力,奧倫堡和烏拉爾的哥薩克,則是杜托夫的主力。在三年內戰中,哥薩克軍隊異常殘忍地與紅軍作戰.無情地殺害被俘的紅軍戰士;所有被懷疑為同情蘇維埃政權的人,也慘遭殺害。


  現在。史達林恢復了哥薩克軍隊及其所有特權,甚至還讓哥薩克軍人繼續穿沙皇時代所穿的那種制服。史達林的這一舉動,在時間上恰好與解散老布爾什維克協會和政治苦役犯協會相吻合。這一點非常清楚地說明了史達林已從本質上背叛了革命。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大劇院內隆重集會,慶祝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成立一周年。突然,全體應邀代表都驚呆了:離史達林不遠的第三個包廂內出現了一隊哥薩克士兵。這些軍士身穿飾有金銀紹帶的沙俄式製服,頗具挑釁意味。為歡迎他們,莫斯科歌舞團還特地表演了哥薩克舞蹈。史達林和奧爾忠尼啟則也興高彩烈地鼓掌歡迎他舞。與會代表與其說是在看籌蹈,倒不如說在註視這群復活了的帝俄哥薩克軍官。原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局長曾經服過苦役,此時轉身對身邊的同僚嘀咕道:“我一見到這些人,渾身的血就在湧。瞧,這就是他們手的!”說著,他低下頭,讓同僚們看頭上那條被哥薩克馬刀攻擊留下的傷痕。


  史達林與沙皇一樣,需要哥薩克來鎮壓不滿者的反抗,因為除了哥薩克,就難以找到更可靠的劊子手來完成這種任務。


  一九三五年九月,蘇聯人民十分吃驚地在報上談到一項政府命令:在紅軍裡恢復被十月革命取締了的軍銜制。在此之前,紅軍指揮員都按其職務來稱呼:連長、營長、團長等等。這條新的命令,使舊的那一套等級封號幾乎都恢復起來了。軍官的薪水加了倍,巨額撥款被用於專門為軍官修建俱樂部、療養所和住宅。而這還僅僅是開了個頭。接著,史達林又恢復了將軍軍銜(儘管人民早已憎惡“將軍”這個詞)和將軍制服。這種制服飾有金銀經帶,與革命前那種幾乎一模樣。


  實行軍銜制併或予軍官以特權,這一舉動使軍隊裡在內戰中形成的,後來變得殘缺的同志式關係徹底消亡了。史達林此舉的目的有二:第一,給紅軍指揮員以物質刺激,促使其保衛蘇維埃政權。第二,讓人民明白,革命以及革命許下的一切諾言已經結束,史達林制度已完全鞏固。


  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蘇聯政府頒布了一條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法令規定,十二歲以上的兒童若犯了扒竊之類的罪行。與成人同樣論處,甚至判處死刑。


  這一可怕的法令使人民震驚不已。人們知道史達林的法庭是冷酷、無情和不講法制的,紛紛為自己的孩子擔驚受怕,深恐他們輕易成為誣告,或純粹是某次誤會的犧牲品。甚至那些在史達林官僚機構中擔任顯要職務的人,也為此而惴惴不安。


  政府為緩和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個令人齒冷的把戲。它揚言新法令主要是針對那些盜竊農莊糧倉和火車車廂的流浪兒童……


  按馬克思的理論,犯罪現像是由社會環境造成的,是社會造就了罪犯。如這一觀點正確,那麼,它就是對整個史達林制度的無情判決,因為這一制度甚至把兒童也變成了罪犯,而且罪犯人數之多,使得政府無別計可施,只得把針對成年罪犯的法律擴大適用到兒童身上。在蘇維埃國家成立十八年之後,史達林居然還將死刑加於兒童,這一事實,最鮮明地勾畫出了史達林本人真實的道德面貌。


  新法令公佈時。我正在國外。駐外國的蘇聯外交官員們,對史達林專制下的這一駭人聽聞的法令無不憤慨。可史達林卻表示,他對世界輿論的指責只抱嗤之以鼻的態度。一個蘇聯大使對我說,為了不讓外國記者們就這一丟人的法令提問,他不得不建議自己的部下取消了新聞發布會。


  各國共產黨的首領也陷入了同樣難堪的境地之中。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的法語教師聯合會代表大會上,有人向共產黨員代表提出了有關這條法令的問題。頭一天,他們找不到恰當的解釋,就乾脆矢口否認蘇聯會通過這樣的法令。可第二天,人家把載有法令全文的《消息報》拿他們看過之後,他們居然才生吞活剝地用了法令中的一段話來作為回答:“在共產主義時期,兒童具有很高的覺悟,受過良好的教育,完全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更難以解釋的是,如此丟人的法令怎麼會毫無顧忌地公佈出來,要知道,史達林歷來都竭力不讓外界得知他統治下的社會的陰暗面。我們知道。就連蘇聯存在集中營這件事,他也堅決否認,儘管這對全世界已不是什麼秘密。在他的統治下,幾百萬在西伯利亞集中營內掙扎的囚犯,都是未經任何審判就被關進鐵窗的,關於他們的事情,蘇聯報紙壓根兒就沒提起過。至於蘇聯的死刑,事實是每一個由法庭作出並公佈出來的死刑判決的後面,至少還有上百的人被秘密處死。


  關於這一野蠻法令的出籠經過,或是回到莫斯科之後才知道的。


  我知道,早在一九三二年,當幾十萬無家可歸的兒童被飢餓驅使著湧入火車站和大城市的時候,史達林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搶劫食品倉庫和扒竊列車而被當場抓捕,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統統槍斃。這類處決都是秘密執行的。由於這種大規模的屠殺和另一些“行政措施”,在一九三四年夏天到來之前,流浪兒童問題。就按純粹的史達林方式解決了。


  眼下的這一法令根本不是針對流浪兒童的,因為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了。它要達到的完全是另一個目的,而且是很明顯的,因為當時史達林正在以刑訊逼供手段製服老“戰友”,以便把他們送上將在一九三六年舉行的第一次莫斯科審判大會。


  我已提到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一度滿足過史達林的複仇欲,在一九三五年的秘密審判中承認應對基洛夫兇殺案負“道義上和政治上”的責任。但這只能救他們於一時。為了剪除他們二人以及黨內的其它有功之臣,史達林現在要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明確無誤地承認自己是陰謀殺害基洛夫的元兇,而且還想殺害他史達林。為逼迫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認這一罪行,而且是在審判大會上承認,就要在這些人的內心裡找到最脆弱、最敏感的突破點,從而決定使用相應的逼供手段。


  這個突破點終於找到了,那就是老布爾什維克們對自己兒孫們的眷戀之心。其實,這種株連子女的威脅已經在反對派首領們的身上使用過一次,即在準備一九三五年的秘密審判時使用過。但反對派首領當時都還不相信這種威脅,他們認為史達林不敢冒這天下之大不韙。可現在,一份刊載政府法令的報紙擺到了所有被關押的反對派分子麵前。法令責成法庭對兒童動用刑法典上的全部條款,可以對兒童進行任何懲罰,包括判處其死刑。反對派首領們這下明白了,他們以前太小看史達林了。他們的孩子的確有死亡的危險。就這樣,新法令作為進行精神壓迫和心理攻勢的最有效的王牌,進入了史達林的刑訊武庫。


  中央書記尼古拉·葉若夫親自下令:偵訊人員每次審訊時必須將這條法令的文本擺在審訊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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