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前後，邵毓麟著，中華民國五十六年九月一日初版(1967)《Black Water Museum Collections | 黑水博物館館藏》
本書作者邵毓麟先生,浙江鄞縣人。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生。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經濟學學士、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研究。曾任四川大學教授、外交部日俄科科長、駐橫濱總領事、委員長侍從室秘書、外交部情報司長、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駐韓、土兩國大使, 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作者是一位資深而有學養的外交家,本書係作者以敏銳的觀察與讀書人的良知,寫出他在抗戰勝利前後的經歷與見聞。大陸淪陷迄今,像作者這樣以沉痛的心情與負責的文筆,檢討過去失敗的文字,似不多見。本書在傳記文學 連載期間,會引起廣大讀者的共鳴,咸認爲是一面歷史的鏡子。
勝利前後 目錄
小序
前言
一、勝利前夕的太平洋學會會議
(1) 開羅會議與處置日本
(2) 共黨滲透太平洋學會和中國代表團
(3) 拉鐵摩爾主張流放日
(4) 共黨同路人攻擊中國政府
(5) 韓國獨立與托管問題
(6) 和尼赫魯妹妹的一段佳話
二、戰後和平與聯合國創立會議
(1) 訪問美國國務院
(2) 協調李承晚與韓國各派
(3) 考察美國戰地政務學校
(4) 試行動員留美學生
(5) 舊金山聯合國創立會議
(6) 中國代表團與聯合國
三、從原子彈到軍事受降
(1) 一本沒有付印的著作
(2) 原子彈與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3) 勝利後從重慶飛芷江再飛南京
(4)與降將岡村寧次的兩次晤談
(5) 消彌南京偽軍譁變
四、「五子登科」與「刧收」
(1) 黨政軍不協調
(2) 經濟接收的一團糟
(3) 通貨金融處理不妥
(4) 奉命協調肅奸治安工作
(5) 收復區顯出不祥之兆
五、碩果僅存的臺灣
(1) 從上海到臺北
(2)臺灣光復日前後
(3) 長官公署會議與幹部·
(4) 呈宋院長報告全文
(5) 和陳儀的一段交往
(3) 由泰轉否、勝利幻滅
附錄
一、 追念王芃生先生
二、吳鐵城先生與韓國
小序
一九四五 —民國三十四年這一年,是中華民國史上最重要的一年 。 因爲這一 年,是我們對日作戰最後勝利的一年,也是我們對匪鬪爭開始失敗的一年,所以這一年是勝利年,也是失敗年,是由泰轉否由勝轉敗,值得我們大家牢牢記住深深反省的 一年。
這本小册子,亦就是以一九四五 —民國三十四年這一年爲經,是我個人經歷的 小傳,也是史實發展的紀錄,當然僅僅是這一年史實的一小部份,而非全部,更未能包括全部重要的史實。不過,在這本小册子裏,我們已經可以隱隱約約看出:在勝利 前夕,我們在外交上國際宣傳上,已經包藏了禍根,中共在國際共黨的協力配合下,
已在國內國外,積極準備摘取我們八年堅苦抗戰的燦爛果實,而我們却被「盟國」美英和「友邦」蘇俄在雅爾達會議中秘密出賣,終於投入陷阱!因此,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的勝利,有如曇花一現,轉瞬即逝。跟着共匪與蘇俄的内外夾攻,盟友的無理壓 迫,再加上我們自己在各方面的一再錯誤, 在勝利還都以前, 早已顯出一股不詳之 兆,埋下了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陳立夫先生在其洛陽紙貴的四書道貫中有言:「大陸淪陷,政府撤至臺灣,檢討得失,病在財政經濟之失策,致影響軍事,而黨務亦難辭其咎。」云云,我們何能怨天尤人,唯有反省懺悔!
幸而,二十年前的噩夢,自由中國已能有所警覺。過去,黨政軍的不協調,已經樹立了「黨政軍聯合作戰」的觀念,革命核心組織的情報機關,亦已有統一指揮的機構,戰地政務的研究,亦很熱烈普遍,由於本年初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會議的正式成立,所謂政略戰略的統一用,以及包括軍事政治財經文教情報謀略的「總體戰」態勢,因而形成。只要在總統的英明領導下,除了這一套機構的建立而外,能够配以適 才適所的人事佈置,上下左右的觀念統一,在「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大戰略」中,特別着重以臺灣政治建設爲基礎,加強國際政治與敵後政治的運用,我們有充份 信心,足以實現我們多年來臥薪嘗膽、中興復國的革命任務。如果眞能這樣,那末, 這本小册子中所紀錄的由勝轉敗由泰轉否的慘痛史實,也許或多或少的能够提供我們 由敗轉勝由否轉泰的一點引子,而作者「白日說夢」的苦心,亦不致於在費。
承傳記文學雜誌社的美意,把我從民國五十五年十月到五十六年二月在該誌所發 表的五篇紀錄,再加上我爲追念王芃生先生逝世二十週年談及日本問題的紀念文,和 我爲追念吳鐵城先生逝世十三週年在新聞天地週刊談及韓國問題的紀念文,彙編刊印 這本小册。其中記載,難免錯誤,還乞海内外師友,予以指正。
民國五十六年春節邵镜麟自序於臺北郊外碧潭寓所
前言
人生原如大夢。祗可惜抗戰勝利前後的一段美麗夢景,那末短暫, 眞像曇花 一 現,轉瞬即逝!自從撤退大陸,條又十有七載,趁此將老未老,終日閒散,且把舊夢 重溫,留作個人紀錄。
蘆溝橋事變勃發,中日不宣而戰。當時我正在駐橫濱總領事任内,好容易挨過了 一段難受的日子,在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日本首相近衞文應發表了所謂「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聲明後,隨同駐日大使許世英先生下旗歸國。經香港武漢而到重慶,蒙委員長蔣公徵召,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初以上校而後晉昇爲少將級秘 書的職銜,一直服務到勝利來臨爲止。這其間,我曾於卅年初,奉諭兼任外交部情報司長,終因受不住當時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國楨的刁難排擠,於卅二年七月辭去情報司兼職,專任侍從室工作。
我記得我從日本返國那年,曾在武漢向委員長報告抗戰形勢,「認爲敵軍自東北華北擴展至長江流域,已與英美利害衝突,若再展至珠江流域,是誠將英美勢力,全 部趕出中國大陸,何能兩立?中日之戰,如與世界戰爭打成一片,則我必能在世界戰中,求得中日戰的最後勝利」云云,珍珠港事件突發,中日之戰,已和世界戰爭打成 一片,中日戰的最後勝利,實已在卅年末,奠定了基礎。
我在侍從室的工作,主要是分析情報,研究對敵政略以配合戰略。及至兼任外交 部情報司長,由研究而兼執行,會同中宣部國際宣傳處,運用駐外使領舘及國際宣傳 機構,實施對敵國際政略及宣傳業務。在抗戰的前期,一切都爲了「贏取戰爭」,從 珍珠港事件到開羅會議的前後,勝利業已在望,所以我在抗戰後期的工作,乃逐漸偏 向於「贏取和平」。我在侍從室工作外,雖已被迫退出了外交部,但仍參與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亮疇先生所領導的戰後國際和平組織的研究及戰後外交對策的準備。
勝利前夕,我還在國際上親自參加了若干「前奏曲」的演奏:例如 (1) 卅四年一月太平 洋學會國際會議的協商「戰後如何處置日本?」(2) 同年四月舊金山聯合國國際組織創立會議的商議「戰後世界和平」,以及另外還值得一記的若干「插曲」。
自從新武器原子彈的自空而降,勝利竟如閃電一樣,「襲擊」我們,使我們措手不及。更由於盟邦美英蘇在雅爾達秘密會議中,出賣我國利益,逼迫我們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而使我們遭遇到國際共黨和中共對我們的内外夾攻,所以我們在同年八月中勝利後的 (3) 軍事受降,已經感到很不容易,而 (4) 金融通貨的處理不妥和經濟接收的不當,我在親自經歷過的若干事件中,就已能感覺到:所謂勝利也者,眞如浮光掠影,轉瞬即逝。我們就在「贏得戰爭」的同一年中,開始「却和平」。在大陸陷入匪手以前,幸虧(6) 收復了碩果僅存孤懸海外的臺灣,否則,我們早已不知置身何地,不堪回首了!
讓我以那一年—民國卅四年爲經,把勝利前後的往事,就個人的經歷和記憶所及,記錄下來,往者雖已矣,來者猶可及,無非藉此警惕,醒醒頭腦。
一、勝利前夕的太平洋學會會議
(1) 開羅會議與處置日本
民國卅二年一月三日,我應重慶大公報之囑, 在該報發表 了一篇 題爲如何解決日本事件?的星期論文。這篇論文,雖係個人名義發表,但頗引起國際間的注意,因 而招致當時外交部次長吳國楨的忌剋,碰上了部長宋子文先生的「釘子」,幸虧宋先生除了要我謹慎發言外,大半還是勉勵的話。我那篇論文的結論,是主張「使日本爲 日本人之日本,中國爲中國人之中國」。我說:
「由上所述·····吾人深信唯有根本消滅日本陸軍,剷除軍閥政權,則日人狂妄的侵略的軍國主義,始可逐漸消滅,日人賢明的和平的民主思想,亦得重行蘇生,而民主日本人民,必能充分理解『日本爲日本人之日本』的意義,而不致妄自誇大『亞洲爲日本人之亞洲』。至於朝鮮之獨立,已爲必然之結論。朝鮮爲日本大陸侵略政策之跳板,其獨立之被侵,爲甲午戰爭之起點,日俄戰爭之誘因, 且亦爲此次太平洋戰爭之遠因。故其獨立之重建,應爲目前中日戰爭之歸宿,事實上殆亦已成爲同盟國協同作戰之一共同目標矣。再言中國本身,吾人所求者無他,一言以蔽之,亦即『中國應爲中國人之中國』。日人所佔之中國,如臺灣、琉球、東北各省,均應重返中國。戰後自由民主之中國,正如蔣委員長所昭告於世人者,絕非閉關主義之中國,更非帝國主義的中國。吾人所有富饒資源之開發 供給,必將使中國成爲世界經濟合作之要員,而吾人固有和平思想之發揚光大, 亦必將使中國成爲國際和平重建之要角。故日本事件之終結,要在使『日本爲日本人之日本』,而『中國爲中國人之中國』。」
同年十一月,我主席蔣公與美總統羅斯福、英首相邱吉爾舉行會議後所發表的著名開羅宣言,除了確定中國原有領土歸還中國外,還特別提到戰後日本的政體問題. 亦就是日本天皇制的存續與否,應由日本人民自行決定,而韓國的獨立,由於邱吉爾 的提議,挿入了“in due course”三字(亦卽「在相當時期內」之意),以及雅爾達美蘇英秘密協議的結果,而予蘇俄以造成南北韓分立的機會,和成爲韓戰的起因。至於 琉球問題的處置,開羅宣言中並未明白提出,迄今仍在美軍佔領之下,只有等候將來 國際會議去決定了。
由於開羅宣言中所遺留的若干疑義,民國卅四年一月在美國舉行的太平洋學會國際會議,亦就把「戰後如何處置日本?」 (How to treat Japan after war ?),作爲會議的主題。
(2)共黨滲透太平洋學會和中國代表團
太平洋學會(通常外國簡稱IPR卽“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國際會 議,本來是各國研究太平洋及遠東問題的學者,每隔幾年舉行的一種國際民間學術會議。該會中國分會的會長是蔣夢麟先生,總幹事爲劉馭萬,內部的組織,似乎不太嚴格。我在重慶,既未曾參加過中國分會的會議,亦不是分會的會員或理事,祇不過臨時奉派爲出席那次太平洋學會國際會議的中國代表之一。我所知道的,僅僅是那次國 際會議,時值勝利前夕,而主題又是「戰後如何處置日本?」,據說各國代表團中, 除了學者以外,還會有各國政府中的太平洋問題尤其日本問題的專家,過去民間學術 會議的性質,亦將變爲各國政府間非正式的專家會議。其實,國際共黨無孔不入,他 們在那時候,就早已把太平洋學會美國分會和國際會議的秘書處,變爲共黨及其同路人所滲透把持的機構。我們中國分會,當時似乎未曾覺察,而我自更未曾想到那次國際會議,竟會被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轉變爲一次宣傳共黨戰後政策和攻擊中國政府的一種政治性會議了。
中國代表團的構成,是以蔣夢麟先生爲首席代表,劉馭萬爲秘書長,其他代表有 張君勱、胡適、周鲠生、夏晉麟、李卓敏、張忠紱、葉公超、錢端升、吳文藻、薛 鳳、李幹、楊雲竹和我。其中僅楊雲竹和我是留日出身,其餘都是歐美出身傾向自由主義的一流學者,而張君勱先生是著名學者而又是民社黨的領袖。二十餘年後 的今 天,胡適、蔣夢麟、劉馭萬三先生,均已作古,周鲠生、錢端升、吳文藻,早已投匪不知生死,剩下的都還健在國內或國外。
我們整個中國代表團是先後分別或分批自國內或國外各地到會議場所集合的。我 已記不清從重慶起飛是卅三年臘月的那一天,但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們到達紐約上空,正 是耶誕前夕,曼哈頓滿空的燦爛燈光,象徵着勝利前的光明。在重慶珊瑚壩機場起飛 前,張君勱、蔣夢麟兩先生,姍姍來遲,當時四川省政府主席張岳軍先生特別趕來爲張君勱先生送行。臨別囑我沿途好好照顧君勵先生。我和君勱先生,曾在戰前戰時有 數度向他請教的機會,我們黨籍雖不同,觀點亦不盡一致,但他的學問道德,久爲我 所敬仰。那次從重慶到美國,因爲君勱先生血壓偏高,我在沿途,確很恭恭敬敬執後輩之禮,小心謹慎地照顧着他。不僅上機下機沿途食宿瑣事,我都替他安排,而且旅舘 也特別挑選隔壁房間,有一兩處因爲房間不够分配,我們還一房兩場,有同室之雅。 由於旅途這段緣份,我在太平洋學會會議中遭遇共黨同路人圍攻時,他會奮力替我解圍,其後在聯合國國際組織創立會議時,亦常向他叨教,會後到華府,君勵先生在國 會圖書館中闢室研讀,我亦常去請教。我還記得有一天在國會圖書館,看到君勱先生神情憂鬱,顯得悲痛,才知道他剛接到他夫人在渝逝世的惡耗,我對這位反對黨的領袖,在老年喪偶孤苦伶仃的情況下,仍然在外國圖書舘中不忘治學的這種堅苦卓絕的 精神,不勝同情,益增尊敬。我除竭力慰問外,還悄悄地電請陳布雷先生轉報委座, 後來才知,委座會特派員鄭重弔唁,送致賻儀,這些都是題外的話,且不多贅。
話說太平洋學會國際會議是卅四年元月初在 美國 佛琴尼亞州 溫泉鎭一個名叫 Homestead Hotel 旅舘中舉行的。會議前數日,我們於到達紐約後,該會美國分會 及會議秘書處的負責人,曾經招待我們前往參觀分會會所及出版刊物。我拿了幾本有 關中國的小册子翻翻,都是一些不利於我們政府的左翼言論,因而初次引起我對該會 立場的注意。過後到達會議地點,第一天就看到美國代表團的名單中,竟有著名同情中共的當時美國國務院中國司長范宣德(John C. Vincent 係以觀察員名義參加)、美國戰時情報局太平洋區負責人拉鐵摩爾 (Owen Lattimore) 、及若干左翼作家學者等,而會議秘書處中,更有不少左傾人士(這些人以後都會被美國參議員麥克倫所主持的司法委員會國內安全小組及參議員麥卡錫所主持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指爲與國際共黨活動有關),於是更引起了我的疑慮與警覺。最妙的是上屆會議還有蘇俄代表團參加,而這次却不見俄國參加,是否爲避嫌而故意缺席,不得而知。總之,在這次 被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所滲透操縱的國際會議,雖沒有產生任何足以拘束各國政府的 決議,但是他們企圖透過會議去影響各國專家學者,從而影響各國政府的策略,我在 參加會議的過程中,是能「心領神會」的。
(3)拉鐡摩爾主張流放日皇
第一、對於戰後日本天皇制存續與否的問題,拉鐵摩爾就是極力主張廢謫日皇, 把日皇流放到外蒙去的。其他若干共黨同路人,則主張以日皇爲戰犯而予處刑。這種主張,當然就是國際共黨的策略路線,不僅中共在重慶的新華日報如此主張,就是現任日共中央委員會主席野坂參三,當時變名爲岡野進在延安任日本農工學院院長時,亦是同樣論調 。 而美共及其同路人, 且已會影響到開羅會議時的羅斯福總統及其左右。若非我主席蔣公當時極力堅持,恐怕不僅戰後日皇個人如何,大成問題,而國際共黨之所以採此侮衊日皇、徹底摧毁日本傳統的以日皇爲精神中心的路線,現在大家 亦已明白這是他們要想藉此使戰後日本精神思想,陷於混亂,而得趁機施展其滲透赤化之魔手。當小組委員會在討論這個問題,議論紛紛之時,各國代表以我是中國府委員長的秘書和日本問題專家,都更注意我的態度,而迫使我不得不起立發表意見。由於蘇俄當時旣還是盟國之一,各國共黨表面上裝着支持各國政府對軸心作戰,還沒有將眞面目揭露,所以我的發言,必須極端慎重。我雖無法記憶我當時 所說 的每一句 話,但我記得我所說的要點是:
(一)我們盟國作戰的目標是日本軍國主義,是日本侵略的集權的軍閥政權,而非日 本一般人民或已大權旁落的日皇個人。
(二)盟國領袖業已在開羅宣言中昭示世界, 戰後日本的政體 應由日本人民自行決定。
(三)祇要日皇不妨礙戰後日本民主政治的進展, 我們大家不 應違反開羅宣言的決定,尤不應在此戰事尚未結束之時,主張以日皇爲戰犯而予以懲處或流謫而給 日本軍閥以煽惑日人繼續加强作戰的口實。我還笑着指責拉鐵摩爾,說他雖係 美國戰時情報局的官員,負對日心理作戰之責,但他並未能像我這樣久居日本,深切了解日本人的心理,而他的這種主張,如果傳擴到日本國內,反而會
有不利於盟國作戰努力的效果的。
我的這番議論,雖沒有明指共黨的陰謀,但亦說得頭頭是道,予共黨主張以間接 打擊,而博得會場一片掌聲。拉摩爾會由羅斯福總統推薦爲將委員長的顧問,我在重慶曾家岩曾和他有幾度談話,彼此相識。會後我到華府,他邀我參觀美國戰時情報局並對該局職員講話時,我還是講的我那一套。
(4) 共黨同路人攻擊中國政府
其次是共黨及其同路人竟在會議中,公然指責中國國民政府是集權的不民主的,而把中共描寫成爲「土地改革者」,責難中國政府無理壓迫中共。這又是國際共黨一 貫的宣傳路線。他們從重慶發出的新聞報導和特寫,是這樣說法,他們在世界各地包 括在那次太平洋學會會議中,也如此宣傳。我記得在我參加的那個小組委員會中,我曾被他們「圍剿」得焦頭爛額。我雖會一再起立發言,爲我政府和國民黨辯護,並指 責中共違反軍政軍令的事實,由於與會各國代表知道我是中國政府的官員,似乎都未能予我以同情的支持。幸虧我「靈」機一動,看見張君勱先生坐在離我不遠的席位, 我急忙遞給他一張便條,請他幫忙, 同時我又起立說:「我是在中國政府服務的官員,或許各位認爲我的立場,難免偏袒政府,所幸這裡有一位中國反對黨民社黨的領袖張君勱博士在座,他的發言,也許會幫助各位得到一個更公正客觀的答案的。」 果然,君勱先生沒有辜負我的期待,在衆目環視之中,慢慢的站了起來。君勵先生因 爲是反對黨的領袖,在國內,他總是站在指責政府的最前端的,他的批評政府和國民黨的立場,至今亦不會改變。不過誰都知道他是一位堅決反共的愛國學者,我更了解 他的那種嫉惡如仇固執眞理的堅强性格,所以他起立後,滔滔不絕仗義執言,爲我們政府說了不少話。我依稀記得他曾提到國民參政會的成立和中國各黨派的活動,他會 以納粹德國和共產俄國爲例,指出如果中國是集權國家,中國政府也絕不會容忍如他所領導的反對政府的民社黨,更不會准許中國共產黨的存在的。君勱先生的那一席客 觀公正而又滿腔熱忱的議論,不僅當時使我如釋重負,噓了一口大氣,也使整個會場 爲其吸引而贏得了滿堂掌聲,使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雖未「抱頭鼠竄」,亦落得個 「垂頭喪氣」。
我在去年年初,自土耳其經由美國返國途中,特別到舊金山勃格萊張君勱先生的寓所,向他祝賀八十大慶之時,還會談到當年往事,而引得他哈哈大笑。
(6) 韓國獨立與托管問題
韓國獨立問題,亦是會議議題之一。由於我是重慶「韓國臨時政府」的唯一「華籍顧問」,我在離開重慶前,就會和金九主席談過幾次如何團結族美韓國各派,集中力量支持韓國臨時政府以取得國際承認。韓國獨立運動如何在中國及其他各國開展,
韓國臨時政府如何努力於國際正式承認,韓國旅外各派又如何彼此不能團結以及我如何與韓國獨立運動發生關係,而後於大韓民國政府成立後奉命出任首任中國駐韓大使 的經過,我想另寫專著,這裏不多敍述。祇是我一到會議場所,就和韓國代表團取得密切聯繫,他們一共祗有三人。一位名叫鄭景翰(Henry Deon),是李承晚所領導 的「韓國代表公署」(Korean Commission )的「秘書長」 另一位是和李承晩對立的韓始大 ( Sidai Hann ) 所領導的 「韓國聯合委員會」( United Korean Committee)的負責人,名叫田景武 (Jocob Dunn),再還有一位長住紐約採取中立的經濟學者牛先生(已忘其名)。他們一見我就同自家人,無話不談,而我也率直 的勸識他們必須團結,團結才是力量。共黨同路人在會議中對韓國的獨立,並無異議,但他們却抓住開羅宣言中的“in due course” 三字(卽「在相當時期內」之 意),大做文章。這是因爲蘇俄並未參加開羅會議,所以共黨同路人編出許多理由, 想儘量延長「在相當時期内」獨立的這個「時期」。有的說日本戰敗後韓國缺乏行政官吏,無法卽刻獨立,有的說韓國人不團結,一時不能合作,共同建立獨立國家,因此有的主張韓國在國際托管下,必須過五年始能獨立,也有主張十年的,倒是這兩派對立的鄭先生田先生和中立的牛先生,却團結起來主張韓國於日本戰敗後,應該立即獨立而堅決反對國際托管,而我這個不拿一次薪金的「韓國臨時政府顧問」,亦以半華人半韓人的姿態, 替韓國臨時政府說話, 極力支持韓國代表團的 主張。可惜就在一個月後的雅爾達會議中,韓國和中國,都被美英蘇出賣而成爲犧牲。
我和這三位韓國朋友,因而發生深厚的友誼,我在太平洋學會會議結束後住在華 府的幾個月中,由於鄭景翰先生的引導,金九主席的介紹,開始和李承晚締交。我也 曾在彼此敵對的李承晚與韓始大田景武及其他韓人派別之間,做了不少團結各方的功 夫。這都是後來的話。
(6) 和尼赫魯妹妹的一段佳話
最令人難忘的,是我與尼赫魯的妹妹有名的潘迪特夫人(Madame Pandit)的 一段「佳話」。潘迪特夫人那時爲印度代表。徐娘半老,風猶存,帶着兩位打扮得
戰,但因多數國家同意我們的主張,結果獲得大會通過。這是我們中國對於各殖民地 被壓迫民族的一件貢獻,也是我們宏揚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於世界的一個實例。幾年後調任聯合國中國代表團專門委員的楊西崑兄,由於他多年在聯合國中服務,並常被 派前往非洲各殖民地視察托管行政,結識了不少被壓迫民族的領袖,而使他今天能在 非洲新興獨立國家,替我們作出了不少輝煌的成就,實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們對韓國旅美各黨派的聯繫和協調工作,我在會前就已做了不少,由於當時韓 國尚未獨立,未予正式邀請,所以中國代表團也就指派我和韓國朋友在會外作非正式 聯繫。胡霖(政之)代表對此頗有興趣,也曾參加工作。韓國朋友在舊金山的奮鬥, 主要是要求各國代表團支持他們在日本戰敗後立刻獨立,而反對開羅宣言中的所謂「 於相當時期內」( In due Course )再予獨立。他們經常舉行記者招待會,發佈消 息,廣播主張,確已盡其至善的努力。最令人驚駭的,是李承晚在聯合國創立會議期間的某一天,忽然招待記者,暴露了雅爾達會議的秘密協議,公開指責美英蘇三國領 袖秘密出賣韓國和中國。這個對於韓國由美蘇分割佔領,國際托管「相當時期」,和對於中國出讓旅大中東鐵路及外蒙「維持現狀」,作爲蘇俄對日參戰代價的秘密協議,當時中國代表團確被蒙在鼓裡,毫不知情,由於李承晚特有的情報路線和大膽作風,終於洩露了一個輪廓,這對我們,確如霹靂一聲,震醒了勝利春夢。當我們正和 美英蘇盟國發起會議,研討戰後和平之際,而他們却早已秘密地出賣了我們的和平果實,經過這個消息哄動一時以後,中國代表團的聲望,一天低落一天,本來已是四强之一的第四名,由於美英對於法國的支持,蘇俄對法的統戰爭取結果,法國成爲五强 之一,而我們中國,也就降爲五强之一的第五名了!
中國政府的代表團,外面有國際的打擊,內部還有中共的陰謀。獐頭鼠耳,貌似鄉下塾師的那位中共代表董必武,正協同他的兩位助手持有中國代表團秘書名義的章漢夫和陳家康,(按章漢夫以後曾任中共僞外交部副部長-陳家康曾任駐阿聯共和國偽大使多年,爲共匪對阿拉伯各國及非洲國家之陰謀專家,現亦已調任爲僑外交部副部長。)積極地進行統戰和華僑工作。當時毛澤東還在史達林的「太陽」下孵化成長, 董必武的工作,與其說是中國代表團的代表,毋寧說爲蘇俄代表團的團員。蘇俄代表團一面有大會秘書長美國務院高級官員希斯的暗中協助,又有中國代表之一的董必武供給情報,再加上其他東歐共產國家的扶持,聲勢自很浩大。不過董必武的交通,還在依靠章、陳兩位「同志」跑腿,而舊金山與延安的密電連絡,也都由章、陳輪流親到停在金山灣旁的蘇俄貨輪上去轉發的。中共的董必武,對民社黨的張君勱,青年黨的 李璜(幼椿)如何工作,我不知道。張、李均爲反共黨派人士,迄今還在海外堅持反共,但在當年,既同爲國民黨以外的反對黨的國民參政員,又同爲中國代表團代表, 同住一個旅舘,回國後又會參加政治協商會議,這其間,董必武的統戰努力,是可想像的。董、章、陳對旅美華僑的工作,主要的透過洪門致公堂的司徒美堂。那時中國代表團中如司徒美堂、周鯁生、陳紹寬、王家楨、杜建時等幾位顧問以及那位女代表 吳貽芳,都在大陸淪陷時投靠匪幫,雖或另有緣故,但我們也不能確言他們和董必武等的工作,毫無關聯。中國政府的代表團內部,當時實已開始腐蝕了。
舊金山聯合國創立會議,從四月廿五日開幕,到六月廿六日閉幕,整整兩個月。 其間有四月廿八日的墨索里尼的被捕處死,五月一日的希特勒的仰藥自殺,五月八日的歐洲勝利日,終於在閉幕之日,由中美英法蘇五强爲首,五十國代表依照英文字母 次序,輪流在一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直到同年十月廿四日聯合國憲章獲得三分之二 以上會員國政府的正式批准,戰後國際和平組織聯合國,才算正式成立。但我們亦已在中國大陸,開始「輸却和平」了。
中國代表團於閉幕三天後,在舊金山僑胞的驪歌聲中,搭上列車,各奔前途,這 一幕的春夢,也就此悄然而逝,告一段落。
事,而所謂「委員會」也者,似乎亦不再開會,而在幾個月後無疾而終。我在那幾天工夫和他同事後的印象,終覺他是一位婆婆媽媽的學者,而不是一位有膽有識當機立斷的行政家政治家,我沒有想到後來他會做行政院長,更沒有想到他會在下臺以後, 不甘寂寞,變節投匪!他在上海那幾天,匆匆忙忙指示經濟部和資源委員會的駐滬人 員,如何籌款,如何找原料,如何恢復工廠生產,也不等有個結果,就專機飛渝,打道回衙。所有過去的錯誤,既未能糾正,大家亦沒有看到有何一套新辦法新方針。留在收復地區的,依舊是經濟混亂、物價飛漲、政治沒有秩序的黑漆一團糟!而那時美 蘇雅爾達秘密協定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效果」,亦已「產生」,蘇俄竟已揭開了 他的眞面目,拒絕我軍登陸大連,至於俄軍所接收的日軍軍械, 則都已撥交中共部隊,蘇北、魯南、豫北、冀南各地的匪軍,每天報上都有襲擊國軍的報導 。 整 個 陸,在大後方還蒙在鼓中,喜氣洋洋的慶祝勝利聲中,早已在收復區顯出了一股不祥之兆!
我在這樣的大局情勢下,因爲一個偶然的機會,承嚴家淦(靜波)先生讓出機位給我,臨時決心隨同臺灣行政長官陳儀,在廿一年前的十月廿四日,從上海飛抵了台北。
五、碩果僅存的台灣
(1) 從上海到臺北
十月廿一日,在翁副院長處碰到當時出任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工鑛處長的包可永, 包處長說陳儀(公)長官將於明日由飛滬,前往臺灣,問我現住愚園路的寓所, 是否可讓陳長官借住一兩天?我說那是軍委會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招待所,二三樓有客 室空着,我可代爲作主,歡迎暫住,只因我明天有事,恐怕不能親去機場歡迎,請你 陪同陳長官遷往愚園路去休息吧。第二天傍晚,我到愚園路沒有看到他們,電話連絡 結果,才知道陳儀長官已住虹口湯恩伯公舘,湯將軍要我竪晚過 去便 餐陪陳 長官 談談,我就準時過去和陳儀湯恩伯及其他幾位朋友閒談到夜深,談的也都有關軍事受降 和收復地區金融經濟乃至共匪的一般情勢。席間陳長官雖亦會提到要我去臺灣幫忙, 我一因心中有事,想早點趕返重慶,二因我和陳儀素無私交,他亦並未堅邀,所以我 祇向陳長官建議:臺灣孤懸海外,各方牽制較少,或可另有作法,較易着手,但因臺 灣淪陷已久,人民嚮往祖國情熱,更不可再蹈京滬覆轍,使他們失望冷心云云,這些 原則性的話,說了亦就散席。不過我把事情看得太過認眞嚴重的個性,是我的長處也 是我的短處,回到寓所後想來想去,想到收復地區的黑漆一團糟的情形,想到臺灣的 前途,翻來覆去,輾轉不能成寐。
第二天——十月廿四日早晨, 趕到虹橋機場, 看見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各位處長,都已在場候機,過一會,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墨三)將軍和陳儀長官湯恩伯司令官,亦陸續到達,最後趕到的是戴笠(雨)將軍。於是顧湯戴三位將軍和我 一起四個送客,圍住了陳長官,在機旁站着聊天。天下事眞是天作巧合,所謂驛馬一 轉,六爻有動, 時間空間和人間三極配合,一拍即成。 湯恩伯笑笑向陳儀指着我
說:「這位受降專家,你爲什麽不誠心誠意的再請他同去臺灣顧問一下?」接着陳長 官說:「我昨夜已請過一次,現在我誠心誠意的再邵先生務必同行幫忙。」再接着 顧司令長官和戴將軍也同聲附和要我隨同陳長官前往。我看大家確很誠意,再加我昨夜想到京滬收復地區的混亂情形,心中頗有所慮,很想看看臺灣的前途,於是臨時決心一行。這樣,第一個問題解決了。不過我說我已奉命出使土耳其,亟待返涂,時間 恐怕不能久留。陳長官最初提出三個月,並謂可卽電呈委座說明,我說不行,他再減 爲一個月,我還說不行,最後他竟同意我說一個星期,於是第二個問題亦解決了。可 是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一行的專機,座位早已分配定當, 搭機者都是公署的 處長 和幹 部,缺一不行,而且均已到達機場,準備出發,主人既已一再邀請,客人亦已承諾, 正在難分難解之時,長官公署的交通處長嚴家淦(靜波)先生,走過來替我們解決了 一個難題。他說他在上海尚有要公急待處理,他願讓出機位給我。由於嚴先生的謙讓 美德,才成全了我那時臺灣之行。二十年後的前年(五十四年) 初春,我完成了使土八載的任務,辭職歸國,曾向已在總理全國政務的行政院長嚴先生覆命之餘,談到那段往事,嚴院長還是那樣虛懷若谷,謙遜雍容,去春嚴先生復被選爲副總統,位居一 人之下萬人之上,眞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和臺灣朋友的結交,始自留日帝大時代。但直到抗戰末期,才對韓國獨立與臺 灣光復運動發生進一步的聯繫。關於韓國獨立問題,這裡暫且不談,臺灣光復運動的 朋友,則因爲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王芃生同志的關係,結識了不少。臺灣光復後歷任外 交部駐臺灣特派員、臺北市長和臺灣省議會議長黃朝琴兄,就是我在民國卅年兼任外交部情報司長時的幫辦。丘念台、連震東、李萬居、劉啓光、游彌堅、謝南光等幾位 先生,亦都由王芃生介紹在重慶結識的。陳儀在重慶主辦臺灣幹部訓練班之時,我還 曾去講演一次,因而認識了更多與臺灣有關朋友。前行政院政務委員蔡培火先生,在 日本投降後首先趕到重慶,我們會由王同志陪同暢遊北涪溫泉。九月九日南京正式受 降典禮時,林獻堂羅萬偉陳炘諸先生亦都會來南京聚晤。除了謝南光(謝已於四十一 年投匪)那時準備前往日本參加駐日代表團工作外,其餘的幾位臺籍朋友,都已在臺灣,所以我想去臺灣,還不致太寂寞生疏。我也就在上述的心情下,臨時決心隨同陳長官和長官公署的幾位處長,走上專機,飛來臺北。
在飛行途中,陳長官已將前進指揮所的概略情形告訴了我,他是以臺灣省行政長官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的身份,綜攬臺省軍政大權,事實上他也是軍人出身,而兼有中央和地方行政經驗的大員,他說前進指揮所係由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爲主任,警備總司令部副參謀長范誦堯爲副主任,混合兩機構幹部,已於九月底在重慶成立,並已於十月五日先行進駐臺北。我說軍政兩方的統一指揮,正好避免摩擦衝突, 再加時間上,由於陸軍總部已於九月九日在南京正式受降,岡村寧次已很瞭解我國政策,態度亦很合作,駐臺日軍第十方面軍參謀長諫山春樹,我亦會在南京晤面,我想 臺灣軍事受降方面, 不致有何問題, 最重要的是京滬收復地區這將近兩個月來的情 況,由於金融政策經濟接收以及軍政摩擦的結果,國土雖已收復,而民心則已背離, 搞得烏煙瘴氣,好在臺灣孤島,遠離大陸,只要長官爲國爲民,負起一切責任,慎始 與獨,敢作敢爲,確保這一片國土民心,必可大有成就云云。我第一次和陳長官在飛 機上的單獨長談,印象很好,我覺得他很坦率誠摯,勇於負責,而對我的談話,也能虛心傾聽,他知道我將出使外邦,我的臺灣之行,全無自私企圖,所以對我的態度,也很禮遇謙敬,我以後在臺北的一個星期,和他朝夕同處, 他始終待我以「客卿」之情,事事相商,我亦執後輩之禮,盡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責,而使我在那一 段短期間的工作,雖很忙碌而極感愉快。
(2) 臺灣光復日前後
我們的專機,在正午前不久,飛抵臺北松山機場,場內擠滿了警備總司令部和長 官公署的高級官員,以及日軍高級軍官和總督府的高級官員,而場外則擠滿了一般臺灣 老百姓。我在機場内發現了不少臺省籍的和其他省籍朋友,我們寒暄歡談片刻後,陳 長官堅邀我和他兩人同乘一輛汽車,開始向市內進發,沿途老百姓扶老携幼,黑壓壓 的一片人山人海。我在車裡向陳長官說:這樣歡迎的行列,要比何總司令抵達南京的 情形,更爲熱烈,這亦可見國土和同胞,淪陷愈久,其重歸祖國懷抱的熱忱亦愈烈-眞 是感慨萬千。我們汽車行經總督府(卽今總統府)和總督官邸(卽今臺北賓館)時,我忽然觸景生情,向陳長官建議最好不住總督官邸,並將總督官邸公開,任憑老百姓 遊覽。陳長官告我他早有此意,已經吩咐另行安排住所,不過當採納我的意見,把總督官邸公開。我們的汽車,終於到了陳長官的「臨時官邸」。這所坐落在市内南昌街的日式房屋原係臺灣電力會社日籍社長的住宅,樓上有兩間十叠大小的臥房,兩間四叠半的小書房,陳長官就邀我和他兩人分別暫住。這所住宅,後來人家因爲房主陳儀和曾任臺電公司的總經理劉晉鈺,都不得善終,認係「凶宅」,現已拆毁重建臺電公同附設的一所小型醫院了。
當天下午晚間,陳長官忙於接見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秘書長、副主任范誦副參謀長、以及警備總司令部柯遠芬參謀長等各級主管和副 主管,聽取報告 並準備明 天十月廿五日的正式受降典禮, 我都在座旁聽。晚餐後,我徵得陳長官同意,由諫山參謀長陪同往訪駐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籐利吉大將,總督府的代理總務長官須田亦參加談話。他們就軍事和政務情況,向我作了一項概括的報告,態度都很合作。我告訴安:日本和他們大家的前途,將全仗一個强盛的中國,並說明了蔣委員長的寬大方針和我在南京與岡村接洽的經過,要安籐轉飭他的軍政雙方的部屬, 好好的接受陳長官的命令,全力協助中國軍政人員,順利完成接收以後,他們亦就可被遣送歸國,最後我並囑須田代理總務長官於翌日下午率同總督府其他各局局長及金融銀行界主管,前來陳長官官邸檢討全臺行政政策問題,他們一一允諾,我也就辭別 回去向陳長官報告。我當時對安籐的那段談話,陳長官亦很同意。可是後來我引以爲憾的,就是在卅五年四月廿日,看見報載安籐利吉因被判爲戰犯,在臺灣法院獄中自殺身死,這件事直到卅六年四月,陳長官在上海告訴我說是因爲駐臺日軍,曾在戰時虐殺美國空軍俘虜,美方堅持安籐應負責任,故判爲戰犯云云,我才明瞭個中內幕。
十月廿五日晨六時半前後,我正待起牀,副官進來悄悄告我,陳長官已於六時起身,正在等我起來一同早膳,我趕快起來整裝盥洗,七時正,陳長官和我同進早餐。 他問起我何總司令在南京正式受降典禮的情形。餐後,已有一批各級官員等候向他請示,我在一旁校閱他豫定在受降完畢後對全省同胞的廣播原稿。十時前不久,我和他 同車前往公會堂卽今臺北市中山堂,參加了臺灣受降典禮,日本臺灣總督安籐利吉在降書上簽字後退席,陳長官就開始廣播,聲明從那天起,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 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那時臺北市四十餘萬市民,家家懸燈結彩,舞龍耍獅,一時爆竹鞭鼓之聲,響徹雲霄,我在旁觀禮,又一度感到勝利的到來。
下午,陳長官去參加各界人民代表慶祝臺灣光復大會,我却留在官邸接見須田總 務長官等總督府各主管及臺灣銀行日本銀行人員,我聽取了他們有關臺灣政務糧食財 政金融工鑛交通的各項簡報,和他們各人的意見,特別着重金融和糧食的問題,並要 他們聽從長官公署命令,分別向各主管處人員按册點交並協助一切,所有技術工作人 員,非有命令,不得擅離職守。
晚餐後,我向陳長官報告會談經過,和他商量以後幾天的煩忙日程及若干重要方 針,我把我在京滬收復地區這兩個月來的經驗和我們政府人員的錯誤,很坦率的向陳 長官直說,力主一切須爲收復民心而努力。在這個最高方針下,第一, 軍政各級幹 部,必須嚴守紀律,如有違法背紀行爲,必須嚴予處分,殺一儆百。這一點,因爲後來不幸有一位馬姓將級軍官,違反了紀律,就在軍法審判後被陳長官下令槍殺示衆, 我空軍誤圈松山機場的民地,亦因民衆的申訴而立卽發還。其次,臺灣已淪陷了五十 年,大陸上的所謂清肅漢奸問題,在臺灣應該不成問題, 如果再要追究既往,勢必 人人自危, 引起混亂, 不僅臺籍人士如此,就是日人,原在總督府的各級官員,雖 應逐漸予以遣送,但在工鑛交通事業服務的日籍技術人員,則應繼續留用到不需要時 爲止。這件事,在臺灣亦做得較好。第三,通貨的問題,必須迅速決定,大陸上法幣 與偽鈔兌換率的遲遲不決和決定的不得當,已引起不少誤解,而致通貨膨脹,勢如燎原,因此必須由陳長官負起一切責任,暫行通令不准使用法幣,繼續使用臺灣銀行鈔票,以便安籌辦法,再行改革幣制。否則,如因使用法幣,而將通貨膨脹帶入臺灣, 前途將不堪設想。以上這三點,陳長官都很同意,因爲通貨金融問題,特別緊急,當 晚他又要財政處長張延哲前來商量,張處長雖提出了中央銀行「臺灣流通」的問題, 終於原則同意我的堅決主張,暫時由陳長官通令不准使用法幣,俟請示中央政府後再 行辦理。以後一兩天,我和張處長及其他專家還談過幾次臺灣幣制問題,由他們擬具若干辦法,由陳長官擔起一切責任,先行實施,再由我承諾回後負責將實施辦法, 親向行政院宋院長說明,萬一中央政府另有妥善指示,再行遵照改正。這一個面對現實的大膽的辦法,關係臺灣實很重大。從這點看來,陳儀長官決不是唯唯否否的鄉愿之類,而是一位有擔當肯負責而能決斷的大員,但是擔當負責和決斷,必須基於慘痛 的經驗和正確的研判,否則,路線一錯,全盤皆非,正因爲他太肯擔當負責而勇於決 斷,他在浙江省政府任內,竟因一念之差,而誤入歧途,這是後來的話。
(3) 長官公署會議與幹部
從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止的三天内,我每天早晨六時,跟着陳長官起牀,七 時同進早餐,接見來客,分別接洽,九時至十二時,陳長官主持長官公署會議,擬訂 治臺方針和政策,葛敬恩秘書長和民政周一諤、財政張延哲、農林趙連芳、教育趙廼傳、警務胡福相、工鑛包可永等各處處長以及外交特派員兼臺北市長黃朝琴都出席, 我亦列席。僅在第一天,我報告了一下與總督府各主管的談話經過,其餘各次會議,我祇靜坐旁聽。中午,陳長官照例在辦公室中吃冷便當,我也只好陪他,吃完便當, 他就在辦公室沙發上閉目養神,打個十廿分鐘午睡,再起來批閱公文,或在長官公署 分別接見秘書長處長,協商指示各處公務,或到警備總司令部接見參謀長副參謀長及 各級主管,聽取報告,指示一切。長官公署各位處長,經常在下午都在各該原機關與 日方人員協商接收事宜及處理本處公務。警備總部另又成立「軍事接收委員會」,就 陸海空軍各方,辦理統一接收事宜,都很順利進行,整然有序。我在下午,則分別訪 問各處處長,談談各處業務,看看我有什麽意見,可以貢獻陳長官參考。有一兩次亦 抽暇乘車到市內和近郊各地,考察民情及社會情形。軍事方面,我從不過問。下午七 時,再和陳長官在官邸同進晚餐。餐後九時前,總有各級官員或友人前來談話,九時 後到午夜,才是陳長官和我單獨談話的時候。所談的問題,涉及民政、財政、金融、 治安、警務、糧食、工礦等全般省政,這些問題的輪廓,幸虧我尚存有呈宋院長報告書的副本,附錄於後,亦可窺得當時臺灣情勢的一斑。
我在十月廿八日夜深和陳長官作了一次總檢討後,我說:「臺灣的一切大問題,
長官都已有了很正確的方針,各處主管的業務,也已有了針對現實的政策,今後只要 督導各級幹部,切實執行,貫徹末梢,對中央委爲說明臺灣特殊情形,支持長官公署 一切施政,我想比起大陸收復地區的烏烟瘴氣,臺灣一定會有光明的前途的。這幾天 來叨擾長官,愧無貢獻,我有外交使命在身,亟待返涂,好在省內政策的執行,我雖 不能效勞,對於中央委爲說明臺灣的施政情形,我是責無旁貸的。」云云。我告訴他 明天爲星期日,中午有便機飛滬,決心離臺。陳長官雖然一再挽留我多住幾天再走, 看我情辭懇切,亦只好准我離臺,不過他除了要我把臺灣各項問題向蔣主席和宋院長 報告請示,並特別着重貨幣金融一項外,還再三要我對他長官公署的各位高級幹部, 作一次客觀的批評。這是牽涉到人事的微妙問題,我推說相處不久,所知不多,不敢亂說,但他還是一再堅持,我只說時間已過午夜,讓我想想明天再說。
第二天早餐時,陳長官沒有提出這個問題,我想他不提,我也不必再說,那知道 我們看完了報紙後,因爲星期早晨沒有不速之客,他又邀我閒談各項問題,再度問長 問短,要我批評他的高級幹部,我實在推辭不了,只得委婉的從實供 出了 幾點「印象」:第一我說長官身體太好,生活也太軍事化,像你這樣拿便當上班,以辦公室爲 家,不要說你的高級幹部,特別是你的幕僚長吃不消, 就是我這個短期的「入幕之 賓」,也有點吃不消,不過將來工作上了軌道,自然會配合得上。那知道陳長官立刻 就接上說:「是的,贊侯(長官公署葛秘書長敬恩之字)和我是多年老友,他的身體 確有點不勝繁劇。」我馬上避開另談其他。其次我說民政工作要在親民,長官如果太 忙,將來最好要周處長常常跑跑各地,探察民隱,發掘問題,尤其臺灣老百姓淪陷多 年,重回祖國懷抱,期待嘅股,問題必多,最好能多起用本省忠貞幹部,不怕暴露問 題,只怕掩飾問題,周處長到任伊始,似乎還不够深刻了解臺灣民性民情,一切總要 虛心爲妥。我還順便建議最好設法運用日治時代的直屬總督的「監查官」制度,作爲 長官了解官守民情的耳目。再其次我說到臺灣的教育工作,應該是臺灣的百年大計, 日本人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固應以中國文化教育取而代之,但日人教育政策中也有足 賽採用之處,例如守法精神、公共道德、生產技術等等,所以教育處的負責人,最好一 面懂得中國教育,一面亦懂得日本教育,這樣才能取長捨短,在理解中去誘導改革。
最後我談到警務工作,我說日治時代臺灣的治安,全靠警務,平時看不見軍人,所以警務是政府日常與民衆接觸的神經尖端。警務處胡處長,一團和氣,滿面福相,厚道 忠實有餘,但於撥亂處危,似應多予注意。最後我說:「我平時對『事』太過認眞, 對『人』難免疏忽,這不過是這幾天來的初步印象,好在我和他們幾位,過去都不相 識,既無恩怨,亦無利害關係,短時期的印象,難免錯誤,還請長官就此高抬貴手, 准予放行過關罷。」陳長官聽了呵呵大笑,連說:「大有道理,大有道理。」我也趁此機會,起身告別。我在機場上機前,將一個上書「留呈陳長官親啓」字樣的信封, 吩咐他的副官帶回,信封裡有二千九百九十七元老臺幣。這是因爲我到臺北那天,陳長官要他副官送我臺幣三千元,作爲零用開支,我只化了臺幣三元作爲理髮費用,其餘的原璧歸趙。
(4) 呈宋院長報告全文
這樣,我在十月廿四日早晨,從上海飄到臺北,住了整整六天,在廿九日下午又飄回上海。我和臺灣及陳長官,也就此結了不解之緣。我在上海化了三天時間,結束 了我的公私事務,又到南京向何總司令報告臺灣之行, 並結束了我在南京 的公私事務,正準備飛回重慶,把臺灣問題向中央報告請示,結束在重慶的公私事務,以便整 裝出國,前往土耳其赴任。殊不料運命之神,又在人不知鬼不覺中, 另有安排。忽然,中央黨部秘書張壽賢兄,隨帶着秘書長吳鐵城先生奉總裁隃徵調我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韓代表」的代電,由渝飛京,要我翌日同往上海,迎接韓國臨時政府金九主席及其他領袖,隨同前往韓國,他告訴了我詳細經過, 但一切出國手續, 均未辦 妥,我只好和張秘書先往上海,迎接了金九主席一行,和他們作了幾天長談,歡送他們上機飛韓以後,在十一月中旬,我再飛返重慶。
我回重慶第一件事,當然得先履行我對陳長官的諾言,把臺灣各般問題向宋院長報告請示,十一月十五、十六兩天,從侍從室走到行政院,雖只要兩三分鐘,由於宋院長不是開會,就是外出,撲了兩次空,宋院長的秘書要我最好準備一項英文書面報告,避免「等因奉此」那套公文程式。我連夜趕寫了一件報告,托由外交部情報司同事現任我國駐多米尼加共和國大使劉增華兄,代爲譯成英文,幸虧我手頭還存有副本乙份,現在再把它全文漢譯如下:
「文公院長鈞鑒:肅者,職會兩度趨謁,以公政躬多忙,未獲賜見,故作成書面報告如次:
(一)治臺方針 毓麟前應陳儀長官之邀,同往臺灣參加受降典禮及政策研究工作。離臺前,陳長官特囑以下列困難情形,轉陳鈞察。臺灣在日本軍國主義壓制下,已閱半世紀以上。過去在臺灣總督府下,計有日籍官員三萬人以上,其 在工礦交通各界工作之低級臺籍員工,爲數更多。日本語文,已成爲臺籍人士之通用語文,另有日僑六十萬人,佔全島總人口十分之一,此等日人之影響,
已根深蒂固。鑑於吾人在京滬地區之慘痛經驗,深信對於臺灣之治理,實應採 漸進合理之方針。
(1) 金融經濟政策 舊臺灣銀行所已發行之通貨總額,截至毓麟十月廿九日離臺時止,約計二十九億日圓。其準備金,除極少部份之日本古金幣外,約百分之九十爲日本國債。故臺灣銀行之股份,大半操日本財閥之手,其餘則爲臺籍富裕人士及日僑所持有。由於此一特殊情況,陳長官已決定採取下列措施:
(A)在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監督下之新臺灣銀行,將繼續發行與舊臺灣銀行舊鈔同一形式及等價之新鈔。 擬請鈞院指派官員,負責監督新鈔發行。
(B)日本銀行之鈔票,禁止流通。凡持有日本銀行鈔票者,應將該項鈔票存入臺灣銀行,每月僅准提用少數金額,俾得以臺灣銀行鈔票,逐漸取代日本銀行鈔票,而不致發生困難。
(C)臺灣銀行鈔票與法幣之聯繫,以對美金之比率爲基準,隨時調整。如果大陸法幣之外滙率能趨穩定,則屆時中央銀行可以法 幣運入臺灣,並在適當比率下,逐步收回臺灣銀行鈔票。如此,則可免除中央銀行另行發行「臺灣流通券」之困難手續。
(D)財政部應核撥一定數額之公債及黃金,作爲新臺灣銀行之準備金。
(E)釐訂步驟,以清算舊臺灣銀行之債權債務。
如能依照上列辦法實施,暫不使用大陸法幣或中央銀行另行籌發之臺灣流通券, 則吾人可使臺灣金融通貨,不致混亂,臺灣市場物價,不致飛漲,而臺灣民衆, 亦不致重蹈大陸收復區之覆轍,遭受不必要之艱苦犧牲,最後亦可使臺灣幣制之 中央化統一化,圓滿達成。
(2) 貿易政策 臺灣除若干重要物資應暫管制外,一般貿易取自由政策。陳長官現正計劃以臺灣剩餘之煤米及其他工業產品,交換大陸出產之紡織品及其他日用物品。在臺灣銀行鈔票與大陸法幣間之比率確定以前,此項貿易,將取「物物交換」形式。關於臺灣砂糖,側聞鈞座已在上海設立糖業公司,毓麟玆特建議, 另有設立樟腦公司之必要,並請鈞座指派適宜人員,在與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密切合作下,負責經營,蓋臺灣樟腦與臺灣砂糖,同爲國際市場上極有希望之商品也。
(3) 糧食政策 臺灣在戰前,及在戰時某一時期,每年均有食米輸往日本。惟最 近兩年來,食米產量減少一半,以致目前幾無剩餘。陳長官已決定取消日方過去之政府管制配給制度,僅由長官公署每年購儲全島食米產量之十分之 一,一面存備救濟糧荒,一面作爲調節糧價之用。
(4)工礦政策 由於我國技術人員之缺乏,陳長官亟欲留用日籍技術人員,以便工礦事業得以繼續生產。同時據毓麟與適在臺北之杜魯門總統私人代表洛克( Mr. Locke)及其經濟顧問卡爾 (Mr. Carr) 談話結果,美方不僅希望派技術人員來臺,抑且另願派遣工業管理之專家。锍麟詢卡爾:「若依美方估計,應需工業管理專家幾何?」據答:「約需二百人,惟當與國務院磋商辦理。」云云,由此亦可窺得美方政策之一斑。鑑於此一問題之重要,該 麟曾經報告陳長官, 並建議此事應呈報鈞院核定,不可擅自決定,另並建 議陳長官,爲表示對美友好起見,似可非正式先請洛克介紹一二市政專家, 來臺協助,當蒙陳長官採納,洛克亦頗感欣慰。此事仍乞鈞酌。
(6)行政政策 毓麟前已陳明:過去日本總督府卽有日籍官員三萬人以上,而陳 長官目前僅有各級官員一千人。因此,毓麟在與前日本駐臺灣總督安藤大將、 參謀長諫山中將及其他總督府各局長談話時,會對渠等密予說諭,告以渠等之未知命運,繫於强盛之中國,是故彼等實應忠實遵照陳 長官 及其 幹部 之指 示,全力爲中國政府効勞云云。可惜陳長官所屬大多數幹部,既不諳日語, 亦不通臺語,此一語言上之隔閡,自將影響工作效能,甚或引起各種困難。
(二)敵偽財產接收及處理 前奉鉤命,毓麟會於上月隨同翁副院長,前往京滬地區 視察接收工作。在滬時,會將調查報告及若干建議,面呈鈞閱。其後不久,前 日本駐僞府大使館公使掘內干城,會有詳細報告送來,並表示願照中國政府指示辦理。依照此項報告,京滬平津一帶,尚有不少敵偽財產,亟待處理。除上海已設有敵偽財產管理局外,麟認爲行政院全國性事業接收委員會,實應在南京 天津北平青島及其他重要地點,另設機構,指派專人,負責處理各該區敵偽財產。此不僅將爲國庫之大宗收入,亦可將其一部份,作爲中央政府之補助金,撥交地方政府使用。反之,此類敵偽財產如果處理不當,不但爲國庫及財政上 之損失,亦必將成爲中央政府之政治上的損失。與此有關者,尚有在華韓人之 財產問題,務請鈞座特予重視。鈞院全國性事業接收委員會之職權,對於在華 韓人之財產,尚無明文規定。就法理論,所有韓人,固應視同日人, 惟在 我 國,事實上有韓國臨時政府之存在,而我政府對於韓國及斡人,亦特別友好, 故依锍麟愚見,在華韓人之財產問題,應自政治觀點,另行分別處理。
(三)在華韓人問題 不久前,練會奉主席手,任爲駐土耳其大使,但最近則又奉命改任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韓代表,故謹擬呈愚見兩點,謹乞鈞酌。
(1) 我國對韓政策 吾人對於美蘇兩國在韓關係,自應居間爲運用,並應遵照我國一貫政策,在美蘇托管韓國政策外,協助親華韓人,建立獨立自主之政府。
(2)在華韓人之統一行政處理 現在散居我國東北華北華中臺灣之韓人,約計三百萬人以上。我國黨軍雙方對幹事務之處理,職權旣不統一,而中韓目前尚無外交關係,故外交部亦未便正式處理對韓工作。再加軍事委員會方面,近日 且有擴大韓國光復軍編制,及加強救濟在華韓僑之議,此於國庫自須增加龐大負擔。毓麟特建議在行政院全國性事業接收委員會下,酌設全國韓僑事務局,負責處理全國韓人財產,並以此項財源,作爲擴大韓國部隊及救濟韓人之經費,我國政府對於在華三百萬韓人,果能予以確實爭取,則於我國今 後對韓外交,亦必大有裨益,至於該新設機構所需之經費,自更無問題也。
鈞核示 並請
鈞安
民國卅四年十一月
職 邵毓麟呈 十八日於重慶」
宋院長看了我上面這件報告後,第二天就召我前往,他在書面報告上用紅筆批了「 O.K.」二字,當面指示「原則同意」。我特別說明陳長官對臺灣幣制之處理,宋 院長亦表示原則同意,不過因爲茲事體大,要我先去向蔣主席陳明一切。本來宋院長對全國幣制的完整統一,特別重視,由於當時大陸收復地區的混亂,中央對於臺灣, 實在亦是鞭長莫及。我第二天去覲見主席,報告臺灣情形,並遵照宋院長指示提出臺 灣幣制問題,主席對臺灣各般情形特別重視,垂詢頗詳,並對臺灣幣制問題,亦原 則同意。我隨即致電陳長官,簡單報告他經過情形,請他另卽提出正式請示,亦經中 快予以正式核備。這樣,我總算對於臺灣和陳長官,有了一個交代,至今想來還是深感欣慰的一件事。
(6) 和陳儀的一段交往
由於我對臺灣和陳長官有了這樣一段淵緣,卅五年二月末,陳長官由臺飛渝,參加中央六屆二中全會時,他因爲葛秘書長健康欠佳,不勝繁劇,約我談了兩次,邀我準備前往臺灣,接替秘書長工作,並以兒玉源太郎自喻,勉我爲後籐新平(按兒玉爲日本首任駐臺總督,後籐爲其總務長官亦卽秘書長,其後接任爲第二代總督) 但據陳長官請示後告我,主席堅持要我前往韓國,只有作罷。同年八月,我介紹謝南光給
陳長官,謝有意民政廳長職務,陳長官僅允畀以秘書處長工作,謝在臺灣考察完畢, 來到南京,向我透露臺灣民情不安,半年後或將發生問題,接着來京訪問的吳三連、 羅萬俥等幾位臺灣朋友,亦都憂慮臺灣情形,若不設法糾正,難保不出毛病云云。我 根據這幾位臺灣朋友的談話,曾經寫信給陳儀長官,提出警告,請他特別注意民間不 穩情勢,設法改善。不幸,半年後,由於共黨煽動的星星之火,果然成卅六年「二二八事件」,陳儀亦因此決定去職。
我在三月中,又寫了一封信給尚未離臺的陳長官,提醒他我在半年前給他的一項 警告,請他回京時面談檢討失敗原因,他四月初到南京,眞的來到高樓門舍間,我在 上海接得內子的長途電話,終於兩三天後候陳長官回滬,在湯恩伯公舘和他作了一次 長談,檢討他那次失敗的原因。他承認若干高級幹部給他的報告,粉飾太平,事前未能發掘出問題的眞相,事後又未能妥善處理,幸虧臺灣光復初期的施政基礎,還沒有錯誤,所以幸能及時敉平混亂,眞是不幸中之大幸云云。
卅七年夏,我因私事,前往杭州,又曾一度往訪已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陳儀,陳主席留我便餐,閒談國內大局,那時時局日非,陳在談話中提出奇妙的意見:認爲政府維持政權,既然如此困難,不若將包袱交由中共去背,由國民黨的忠貞份子集合起 來,去負責擔任反對黨的任務,以圖他日再起執政。我那時因已聽慣了對時局解決方 案的各式妙論,亦不疑有他,祇對他說:這樣的看法,太過天眞,在共產國家裡,從 沒有聽說有反對黨,而中共也決不會讓國民黨存在的。第二天我到上海住了幾天,又 回南京,會向陳布雷先生提到陳儀的妙論。他那時爲了國事,已够傷心,而對中央和 地方若干大員中動搖的情緒,亦早已覺察,聽了我的話,他只苦笑一下而未閑談。到 了十一月十三日,布雷先生竟以身殉國,棄我而逝。我們在南京含淚替他治喪後,又 以沉重的心情,護送他的靈柩到杭州安葬。那時我和陳儀主席在葬儀中遇見,沒有機會長談,而那次也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會晤。竟想不到他以後據說「勾結共匪」,「妄想投機」而致遺誤終身,這其間的經過,因爲我已隨同政府,撤到廣州,不久又往韓國赴任,未悉其詳,不敢妄評。不過以我和他在臺一週朝夕相處及以後的交往而論, 客觀上,他以一個主管,不能把握重大關頭,輕舉妄動,然犯了大錯,但在主觀上,以他那樣肯擔當勇決斷的個性,眞可惜沒有一兩個穩實持重深謀遠慮而又能盡言盡忠 的幹部或幕僚,以補其短,這是我迄今引以爲憾的。
(3) 由泰轉否、勝利幻滅
話說卅四年十一月下旬,我在重慶,對光復初期的臺灣和陳儀長官有了一項交代 以後,我就開始準備我的國外任務。由於我已被派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韓中將代表」,我原來被派爲「中華民國特命全權駐土耳其大使」的頭銜,就被取消,而我個人的惡運,亦隨着國家的惡運,接踵而來。沒有日本軍閥的侵略,中共早可消滅,中共利用我國抗戰八年國力疲弊,以及勝利後那段時期我們内政上在收復地區未能收復民心的錯誤,和我們黨政軍各界人事的不能協調合作,同時在外交上轉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爲事實上的「匪俄友好同盟」,以俄軍接收的東北日軍武器,擴大加强了中共軍備,另則運用美國特使馬歇爾的威力調停與所謂政治協商會議,在「打打談談」「 談談打打」中,逐步壯大,擴大叛變,等到國民政府在卅五年五月 「還都 」 南京之時,大好河山,已逐漸變色。而共匪亦已在全國各地,發動政治外交經濟心理情報謀 略再加上軍事的總體戰,全面叛亂,以後卅六年卅七年,迭經濟南徐蚌等大會戰,我軍兵敗,竟如山倒,而政府的威信,雖迭經內閣更迭, 一若由法幣而金元券而銀元券,一瀉千里,大勢已去,及至總統下野,領導失却中心,終至整個大陸,陷於赤魔之手。
我個人從卅三年十二月起,奉命赴美,在勝利前半年,先後參加太平洋學會國 際會議和聯合國創立會議,以一個外交工作人員的身份,在美國各地從事各項工作, 卅四年八月中旬日本投降後一日,匆匆趕回重慶,立刻又被派擔任各項特殊使命,服 轉各地,馬不停蹄,以一個國民黨小小「黨員」的地位,爲黨政軍各方面的國家「大事」而跑腿,及至接奉待命,准我重回外交崗位,出使土耳其國,而在準備 出國期間,忽又奉命改任爲軍事委員會駐韓代表,到卅四年十二月爲止,爲時整整一年。
回憶主席在卅四年八月廿四日的一篇歷史性文告中說:「我們國民革命最重大 的目標和最迫切的工作,第一,首先要恢復東三省的領土主權及行政的完整,第二,
要恢復臺灣和澎湖的失土,第三,就是要恢復韓國的獨立自由。」這三項「最重大的目標」和「最迫切的工作」,我已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很幸運的親到臺灣,參加了第二項工作,至於第三項恢復韓國的獨立和自由,我也曾多年參與,而竟又正式奉命去協力完成。我那時深感使命的重大迫切,所以也就悉心準備,以便迅速赴任,挑起領袖所交付給我的擔子。可惜勝利後情勢的驟變, 國運由泰轉否, 我個人亦時躄運促。最初由於外交部王部長主張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韓代表」的名義,改爲「外交部大使待遇駐韓代表」,赴韓任務,一再波折,無形停頓。從卅四年十二月起到卅五年二月末這段期間,侍從室併入國民政府,我的底缺已被取消,使土既不成,赴韓亦停頓,加上我的家眷,亦已離渝回鄉,眞是茫茫如喪家之犬,在勝利後國家多事之秋,我竟過了三個月無業流民的生活。二月末,臺灣行政長官陳儀,飛來重慶,參加 中央全會,曾經一度保薦我到臺灣去擔任秘書長職務,但主席仍要我去韓國。三月初,外交部呈准主席派我爲「外交部大使待遇駐韓代表」。四月初,我一面重行遴選代表團人選,一面奉准前往京滬平津各地,撫慰韓僑,處理韓人遣送事宜,以爲出國前的佈置,月末返京。五月五日,中央政府正式「還都」南京。五月十七日,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王芃生同志,勿因病逝世,我在翌日奉主席召見,並命我暫行代理該研究所主任職務,而派我爲外交部駐韓代表一案,迭經外交部指示駐美駐蘇大使舘及駐日軍事代表團交涉了幾個月,毫無頭緒,最後因爲美方希望我國派一「總領 事」前往韓國,外交部就在九月末,下令取消了我這個「外交部駐韓代表」,我爲了貫徹使韓任務起見,曾經不計個人地位,簽請准我以「總領事」名義赴牌,但外交部終於另派他人,而不久國際問題研究所奉命結束。總算我在政府「還都」以後,替國家辦了一個機關的結束,替朋友辦了一件身後的喪葬,我又重行開始我的失業生涯。 直到卅七年八月,奉卸任行政院長張羣(岳)先生之命,囑我以私人顧問身份,隨同他和張夫人前往日本,做了三個星期考察。等到回國不久,徐蚌會戰亦已失敗,而 我會追隨多年「一代完人」(總統輓額)的陳布雷先生,亦竟於十一月十三日仰藥殉國,總統蔣公,則於卅八年一月廿一日宣佈引退。整個大陸,在幾個月後隨即淪陷匪手。而我却在總統引退前的元月初,於大局震撼,國族危殆之際,忽又奉命出任中華民國首任駐韓大使。這其間和這以後的夢景,留待他日重溫。
總之,民國卅四年這一年,前半年是勝利的前奏,而後半年已是勝利的幻滅,勝 利的美夢,祇在一剎那間就已消逝,在勝利冲昏了腦筋,大家沉醉於勝利還都時,早 已播下了大陸淪陷種子, 而碩果僅存的, 也就祗有我們現有的反攻復國的基地 臺灣 。 想起二十年前的這場惡夢, 正好讓我們大家醒醒!在今天大陸紅衛兵造 反,毛賊衆離親之時,也正是實現我們大家「中興復國」美夢之時,但我們也切望 勿再重演過去那樣的惡夢了。
(全文完。五十六年元月十五日於碧潭)
附錄一
追念王芃生先生
芃生先生與我,自抗戰前一年訂交,以迄勝利後一年永別止,僅短短十載,既非烟戚,亦無鄉 誼,但我們志同道合,緣份之深,救諸一般鄉親同僚,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志同道合,每天下 事,所見略同,話極投機;我們緣份之深,一若前世安排:例如先生生前,在我赴美公出期間,會 因病一度請辭,力薦由我繼任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職務, 我回國後始悉其事。 先生臨終,除醫師副官外,亦僅我一人在旁邊終。先生身後,舉凡治喪造墓,均由我負實際總責。在我率團出使韓國前夕,又奉當時國民政府主席蔣公之命,着我代理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職務。其後該所 奉命解散,亦由我辦理結束事宜。一段因緣,得有始。政府遷應後不久,我因使韓任務告一段落,力辭請歸,蒙總統下聘爲國策顧問,並奉手建立研究機構日「政策研究室」 因恐此一名 稱,易滋誤解,乃面請改名爲「國際關係研究會」,一以避嫌,一以內心懷念芃生先生研析國際問題之生前功績所由來。後我出使土耳其,身臨其境,佩先生在駐土使館任內,對於土國革命精神 及歷史政情研得之深。說句迷信話,我和芃生先生前世有緣,今生重逢,先生雖已仙逝,形影相隨 ,其精神情誼,迄未能忘。先生逝世十週年之日,我會約其生前少數親友,素餐追思,今年爲其逝 世二十週年紀念,特應傳記文學雜誌社之囑,就記憶所及,抒筆記錄,以代追念。
一、戰前訂交
芃生先生長我十六歲,我自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畢業,轉入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時,先生早已歸國。但其留學時代從事國民外交之各項逸話,同學間流傳甚廣,加之常常拜讀他在外交月報上的論 著,嚮往已久。先生嗣任駐土耳其使舘參事,過我已辭四川大學教鞭,改任外交部日俄科科長;經 常接獲他對土國革命歷史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極有價值之報告,經呈准層峯,親爲編輯刊印小本叢
書,雖識荆乏緣,但文字之交,實以此爲始。
民國二十五年冬,政府命我出任駐橫濱總領事,助駐日許大使靜仁先生, 設法緩和中日危機,我因會列席前外長張岳軍先生與日使川越茂有關「廣田三原則」之談判,並擔任蒋委員長之日語翻譯,深感以委員長之德威,張部長之聲望,尚難使日閲幡然覺悟,默察當時中日危局,究非微力所能挽救於萬一,故對總領事一職,雖係昇任,堅不肯就,寧願以三等秘書資格,請調俄。嗣蒙許靜仁先生屈駕勸邀,卸任外長張岳先生耳提面命,諄諄叮囑獻身對旧工作,期許之股,情不 可知,於是決心接受新命,試盡最後努力。其時過大公報總主筆張季鸞先生由滬來京,承其簡介於 芃生先生。先生原任駐日大使館參事,爲許大使左右手,奉召歸國,另有要務,寓居栢子亭。與高樓門飮寓,相隔僅數十步。往訪與談中日關係及國際局勢,所見略同,一談數小時,大有相見恨晚之慨。先生對我新任務,力勸我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先生告我:「對日抗戰,勢屬難免,要在爭取 準備時間。」此爲我和先生初次盯交時所獲忠言,迄今記憶猶新。爾後一別經年, 直至二十七年 春,又在抗戰要衝——武漢重逢。
二、武漢重逢
我在駐橫濱總領事任內,一面協助許靜仁大使,試作側面外交努力,一面職司 所在,竭力護 僑,終因日股狂妄猖獗,無可挽救,於是由蘆溝橋事變而至全面抗戰。翌年一月十八日,近衞聲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