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作者： 約翰‧道爾
原文作者： John W. Dower
譯者： 胡博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日期：2017/07/05
語言：正體中文
ISBN：9789869484565
規格：平裝 / 768頁 / 15 x 21 x 3.84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內容簡介
全方位完整解析 戰後日本如何擁抱美國帶來「現代化」革命 美國史學界最高榮譽得主 2000年普立茲非小說類作品獎經典 著名左翼學者 對美國佔領政策的有力批判 釐清東亞近代歷程 提供承先啟後的瞭望台 「無人能出其右的歷史書寫。」——《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日本戰後迄今為止最為重要的作品。」—《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有史以來最為傑出的史書。」—《波士頓週日環球報》（Boston Sunday Globe） 「道爾確認了他在國內太平洋戰爭編年史中首屈一指的地位。」—《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 「此本巨作會是未來檢驗學術研究的黃金標準。」—《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本書以極其簡潔優雅卻力道沉重的敘事筆調，為讀者梳理美軍佔領期間日本的政治制度、經濟、大眾文化、社會風俗各個方面。既批判麥克阿瑟主導的美國意志邏輯野蠻加強迫在戰後日本推行「美國化」、「民主化」以及「現代化」；同時也細膩剖析日本作為戰敗者的複雜心態，有悲慘、迷茫、悲觀和怨恨，也兼具希望、韌性、遠見與夢想，還原社會各階層民眾的聲音。顯露出戰勝與戰敗，並非單方面的佔領統治而是雙方互相的「擁抱」。 作者約翰．道爾一方面致力於批評美國的佔領政策，包括麥克阿瑟本人的作為。將麥克阿瑟在這場政治盛典中扮演的角色形容為「新的君主，藍眼睛的幕府將軍」。批判美軍以專制的方式強加非軍事化、民主化構想於日本。保留天皇制度為昭和天皇免除戰爭責任、東京審判做秀式的調查助長了大眾對於戰爭罪行的輕視傾向，追求非軍事化卻駐紮美軍基地等作為。諸多歷史問題，源於美日間複雜作用共同產生遺留至今。 書寫戰敗者日本。本書也詳盡記錄下曾「一億一心」、打算「全員玉碎」效忠天皇的日本百姓怎樣轉身擁抱民主、擁抱現代化。另一方面，戰後日本自帝國主義體制下解放的個體自由，展現出貪婪、自私、頹廢卻旺盛的生命力也編織出一種奇異、天真、淺薄的戰敗文化。自荒蕪廢墟重建不僅是加蓋地面的實體建築，也意味著精神層面日本反思什麼是好的生活、好的社會。這一切顯得混亂不堪；這一切也充滿活力。 除了政治制度的變革，日本形象上的變化，在書中也有著豐富而生動的記錄：從戰時美國媒體將日本人描述為野蠻殘酷暴虐、狂熱的「猿人」(Monkey-man)。到了佔領期，由於「潘潘」、「夜之女」等專門服務於佔領軍的性工作者普及，戰敗日本被美國「女體化」「色情化」，也從此造成美日關係中男女角色的假想。日本形象弱化為易於操縱、百依百順和以備享用的女性胴體。例如「潘潘」以個人貞操保衛日本血統、黑市反映現實經濟與追求感官刺激盛行情色雜誌的粕取文化，更是透過大眾文化現象作為具體例證，翔實地描寫日本戰敗後的社會風貌景況。 在今天美日同盟逐漸強化的年代，對於戰敗、美軍佔領經驗是日本部分新民族主義者眼中恥辱的時期；對另一部份日本人而言，「和平與民主」也是在戰後獲得的新觀念以及理想社會的追尋。美日安保條約所牽動到不單單戰後的日本，直至今日整個太平洋地區，都仍是影響範圍中。戰勝國與戰敗國交互糾葛的關係，更是台灣於二戰後複雜處境一個鮮明的對照。 得獎記錄 2000年普立茲非小說類作品獎 1999年美國國家圖書獎非小說類圖書獎 2000年班克羅夫特獎 1999年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 2000年美國圖書館學會著名圖書獎，並列入「美國讀者書目」中「2000年著名圖書目錄」 1999年《洛杉磯時報》歷史圖書獎。
作者簡介
約翰‧道爾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教授，美國藝術科學院院士，美國歷史學會委員。
主要研究領域是近現代日本史和美日關係史，是相關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
他的研究著作多次榮獲包括普立茲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在內的重要學術獎項。
目錄
致謝 序言 第一部 勝利者與失敗者 第一章 支離破碎的生活 委婉的投降 無條件投降 戰敗的數據 或者……歸國？ 難民 受歧視的老兵 污名化的受害者 第二章 從天而降的禮物 「自上而下的革命」 非軍事化與民主化 強制性的改革 第二部 超越絕望 第三章 虛脫：疲憊而絕望 饑餓與筍式生活 忍所不能忍 絕望的社會學 孩子們的游戲 通貨膨脹與經濟破壞 第四章 戰敗的文化 為征服者服務 「交際花」、「專寵」與叛逆女性 黑市創業者 「粕取文化」 頹廢與真實性 「婚姻生活」 第五章 語言的橋梁 對戰敗的嘲弄 光明、隻果和英語 熟悉的新世界 出版狂潮 暢銷書與死後成名的英雄 女英雄與犧牲者 第三部 革命 第六章 新殖民主義革命 作為殖民總督的勝利者 對「猿人」的重新評價 專家與順從的畜群 第七章 擁抱革命 擁抱最高司令官 知識分子與悔恨共同體 草根的參與 改革的制度化 日常語言的民主化 第八章 實行革命 可愛的共產黨與激進化的勞動者 「紅旗的海洋」 取消自下而起的革命 第四部 民主 第九章 天皇制民主：楔人 心理戰與「天子」 淨化天皇 信函、照片與備忘錄 第十章 天皇制民主：從天而降的途葉 成為旁觀者 回到人間 剪不斷，理還亂 第十一章 天皇制民主：迴避責任 面臨退位 天皇的巡幸與「現人」 一個男人的《破碎之神》 第十二章 憲法的民主：GI-IQ起草新的國民憲章 為雌雄同體的生物變性 「明治男」們的難題 民眾對新國家憲章的積極性 SCAP的接管 GHQ的「憲法制定會議」 理想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的考察 第十三章 憲法的民主：美國草案的日本化 「保守派的最後時機」 翻譯馬拉松 憲法草案的發布 水流走，河還在 民主的「日本化」 也許……放棄戰爭 對既成事實的反應 第十四章 審閱的民主：新禁忌的管制 幽靈官僚機構 不容許的表達 淨化勝利者 電影管制 對政治左翼的壓制 第五部 罪行 第十五章 勝者的審判，敗者的審判 嚴厲的審判 展示性的審判東京審判 東京與紐倫堡 勝利者的審判及其批判 種族、權力與無力 敗者的審判：指名 第十六章 戰敗之後，如何告慰亡靈？ 獻給英靈的安魂曲 非理性、科學與「戰敗的責任」 懺悔之佛教與民族主義之懺悔 對暴行的反應 記住犯罪者，忘記他們的罪行 第六部 重建 第十七章 設計成長 「哦，出錯了！」 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 最尖端的經濟計劃 超出預期的發展與天助神佑 結語 遺產‧幻影‧希望 圖片提供者名單 索引 譯後記
序言
日本作為現代國家的興起令人震驚：更迅猛、更無畏、更成功，然而最終也比任何人能夠想像的更瘋狂、更危險、更具有自我毀滅性。回想起來，這簡直就像是某種錯覺——一場九十三年的夢想，演變成了由美國軍艦引發和終結的噩夢。1853年，一支四艘軍艦的不起眼的美國艦隊（其中兩艘是蒸汽動力的「黑船」）抵達日本，強迫日本實行開放；1945年，一支龐大的、耀武揚威的美式「無敵艦隊」再次來臨，迫使日本關起大門。
當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修•培里（Matthew Perry）抵達之時，日本不過是一個資源較為貧瘠的小國。二百年間，日本與外國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封建幕府將軍所禁止。儘管在漫長的閉關鎖國期間，日本經濟在商業化方面已經很是發達，但是日本並未發生工業化革命，在科學領域也沒有任何顯著的進展。縱使歐美人發現這些島民既具異國風情又聰明能幹，然而沒有誰會像拿破崙評價日本的鄰邦中國那樣評價它，前者因為廣袤的疆土、眾多的人口和數千年高度發達的文明，被譽為一頭「沉睡的雄獅」。
1868年，持不同政見的武士們驅逐了幕府將軍，建立了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而此前天皇一直是個高高在上、缺乏實權的角色。事實證明，他們新的民族國家進步很快，不僅學習現代和平時期的統治藝術，而且學習現代的戰爭技術，尤其善於領悟在一個帝國主義世界中的生存法則。正如19世紀80年代流行的一首日本歌曲的歌詞：「國家之間有法則，這是真的，但當時機來臨，請記住，弱肉強食。」 當世界的大部分區域置於西方列強支配之下的時候，日本起而效仿西方諸國，並加入了他們的行列。1895年，日本帝國的陸海軍迫使中國俯首稱臣。日本在亞洲大陸取得的這一決定性勝利，使中國背負了沉重的賠款負擔，也加劇了從這頭「睡獅」身上割取外國租借地的狂潮。這就是西方人士津津樂道的「瓜分中國」。
戰爭為日本帝國帶來了第一塊殖民地——台灣島。十年後，在一系列代價高昂的陸地戰和一次大獲全勝的海上戰役之後，日本對沙皇俄國的勝利，則為它帶來了國際公認的在滿洲的合法地位，並鋪平了獲取朝鮮作為第二塊殖民地的道路。為籌措對朝戰爭的經費，日本在紐約和倫敦的貸款大增，而西方列強也對朝鮮愛國志士的呼籲裝聾作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加入了同盟國的敵對方，侵奪了德國的在華利益，並成為凡爾賽和約的五大戰勝國之一。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勝利者們聚集一堂以懲辦德國並重整世界秩序。當時任何其他非白人的、非基督教的國家，都難以想像有資格忝列這種世界強國間的遊戲，並在如此高端的層次上產生影響力；誠然，也沒有人能夠預見到和平安定局面的土崩瓦解就在眼前，畢竟在當時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為了結束所有的戰爭而戰。
20世紀二三零年代，當世界陷入經濟蕭條和動盪恐慌中時，日本的領導者以越來越狂熱的對亞洲市場和資源的支配慾望，回應並加劇了這種混亂無序。「大日本帝國」的版圖像一灘污跡一樣蔓延開來（在日製地圖上，日本帝國的版圖總是以紅色標示）：1931年接管滿洲，1937年全面發動對華戰爭，1941年，作為控制亞洲南部與太平洋地區戰略的一部分，襲擊了珍珠港。到1942年春天，日本帝國已處於版圖擴張的顛峰時期，像一個巨人凌駕於亞洲之上，一足根植於太平洋中部，一足則深入中國腹地，野心勃勃地向北一直染指到阿留申群島，向南則直取東南亞的那些西方殖民地。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大致環抱了荷屬東印度群島、法屬印度支那、英國殖民領地緬甸、馬來亞和香港，以及美國殖民地菲律賓，甚至號稱要進一步將印度、澳大利亞，甚至夏威夷納入囊中。歡呼天皇「聖戰」光榮和他忠誠的陸海軍勇士天下無敵的萬歲聲，在日本本土及海外的無數地方響徹雲霄。詩人、僧侶和宣傳家們都齊聲頌揚「大和民族」的優秀與王道的神聖天命。
然而，「大東亞共榮圈」不過是一種狂想，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頭半年的幸福幻覺不過是南柯一夢，很快就被自己「勝利的弊病」抵消殆盡。他們已經失去節制，在心理上和物質上都嚴重低估中國人民抗戰的生命力和資源，並從此陷入與美國的長期戰爭之中。同時他們已經成為自己的戰爭說辭的奴隸，為所謂「聖戰」疲於奔命，盲目信奉「要死於蒙受恥辱之前」，「戰死者的血債需血來償還」，「以天皇為核心的國體神聖不可侵犯」，「馬上就會有一場決定性的戰役扭轉局勢，擊敗『中國強盜』並且阻止『鬼畜美英』」等等。直到日本的失敗命運已經昭然若揭，它的領袖人物還在盡全力說服天皇，堅持不考慮投降。他們已經冥頑不化，只能跌跌撞撞地一意孤行。
美國人以他們向來忽略歷史不易解釋的複雜之處的有趣習慣，對諸如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與全球經濟的破壞等統統視而不見，聲稱是培里把魔鬼放出了瓶子，而那個魔鬼已經變成了一個鮮血浸透的怪物。從戰爭起初幾個月在中國的南京大屠殺，到太平洋戰爭末期的馬尼拉大屠殺，日本帝國的陸海軍士兵們留下了罄竹難書的殘忍與貪婪的斑斑劣跡。事實證明，這也導致了他們的自我毀滅：日本兵死於絕望的自殺式衝鋒，餓死在戰場上，為不當俘虜而殺死受傷的士兵，並在賽班島、沖繩等地殘殺自己的平民同胞。他們無望地看著燃燒彈燒毀他們的城市，卻一直在聽任他們的領袖喋喋不休地瞎扯什麼「一億玉碎」的必要性。「大東亞共榮圈」最顯而易見的遺跡，只有死亡和毀滅。在中國一地，死者大約有1500萬。而日本也損失了近300萬人口，並失去了他們的整個日本帝國。
在這場可怕的風暴過後，日本進入了一種奇怪的隔離狀態。
它再次從世界舞台上隱退——不是自願地，而是在勝利者的命令之下；同時也不是孤獨的——像培里進入之前的時代那樣，而是被幽閉在美國征服者那近乎肉慾的擁抱之中。而且，時隔不久就顯現出，美國人既不能也不想放手。始於珍珠港襲擊，終於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後日本簽訂投降條約，日本和同盟國的這場戰爭持續了三年零八個月；
而對戰敗國日本的占領，則開始於1945年8月，結束於1952年4月，共計六年零八個月，時間幾乎是戰爭時期的兩倍。在被占領的年代，日本沒有國家主權也就沒有什麼外交關係。幾乎直到占領期結束，日本人不被允許出國旅行；未經占領者許可，進行任何主要的政治、行政或經濟上的決策都是不可能的；任何對美國政體的公開批評都是不容許的，縱然最終持不同政見者的聲音已經難以壓制。
起初，美國人強加於日本的是一整套徹底的非軍事化與民主化構想，從任何方面來講都是一種傲慢自大的理想主義的顯著表現——既自以為是，又異想天開。後來，當離開日本之前，他們又完全逆轉過來，與日本社會中的守舊勢力合作，重新武裝他們昔日的敵人，使之成為從屬的冷戰夥伴。儘管日本戰後最終以一個保守國家的面目出現，然而和平與民主的理念已然在日本落地生根——不是作為假借的意識形態或強加的幻象，而是成為一種生命的體驗與牢牢掌握的契機。它們經由眾多的、經常是不協調的差異性聲音表達出來。
日美之間的這種關係是史無前例的，而戰後任何其他的經驗也無法真正與之相比。德國，日本從前的軸心國夥伴，在被占時期由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分而治之，缺乏像美國對日本進行單邊控制那樣高度集中的關注。而且德國逃脫了東京投降後的當權人物——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那救世主式的高漲的熱情。對於勝利者來說，占領戰敗的德國，也不能感受到在日本的異國情調，那完全是一種對異教徒的降伏。毫無疑問，在麥克阿瑟將軍看來，是領受基督使命的白人拯救了「東方」社會。對日本的占領，是殖民主義者妄自尊大的「白人的義務」之最後的履行。
很難找到另外一個兩種文化交匯的歷史時刻，比這更強烈、更不可預知、更曖昧不明、更使人迷惑和令人興奮了。許多美國人，當他們到來的時候，做好了心理準備將面對狂熱的天皇崇拜者所帶來的不快。但當第一批全副武裝的美軍士兵登陸之時，歡呼的日本婦女向他們熱情召喚，而男人們鞠躬如也地殷勤詢問征服者的需求。他們發現自己不僅被優雅的贈儀和娛樂所包圍，也被禮貌的舉止所誘惑和吸引，大大超出了他們自身所察覺的程度。尤其是他們所遇到的日本民眾，厭倦戰爭、蔑視曾給自身帶來災難的軍國主義分子，同時幾乎被這片被毀的土地上的現實困境所壓垮。事實證明，最重要的是，戰敗者既希望忘記過去又想要超越以往。
可以理解，戰後的頭幾年曾被肯定性地描述為日本的「美國式插曲」，或者按照否定的說法，那是一個不尋常的野蠻加強迫的「美國化」時期。無論何種描述，通常強調的是美國的意志強迫性地施加於一片異國的土地。是勝者而非敗者，對這一刻具有決定權。勝利者們獲得了關注的目光，正像他們開始控制戰爭主動權的時候一樣。在絕大多數場合，占領者與他們的構想總是至高無上，與此相反，被征服的國家卻被置於戰後分裂敵對的冷戰氛圍之中，顯而易見必須依照美式邏輯來討論問題。曾經強大的敵手變得渺小了，被打敗的人民成了新的世界舞台邊緣的影子角色。
這樣的敘事並不使人感到意外。同盟國方面的勝利是如此巨大，從而使日本僅僅作為勝利果實被關注，這故事看起來似乎毫不費解。1945年8月底，當時仍然處於所謂「美國新紀元」的開幕階段。歷史以一種獨特的占領方式，帶著強制的、遠大的構想逼近了日本這片荒廢的、懺悔的土地，而世界正在朝著令人擔憂的新方向飛馳。關於這個被完全打敗的、意志消沉的國家，還有什麼比勝利者的占領更重要的事端值得一提呢？對記者們以及後來的歷史學家們而言，美國人將會對日本人做什麼，才是故事最引人入勝之處。直到近來，想像占領是一種雙方的「擁抱」仍然是困難的，而推測失敗者可能對勝利者和他們的構想產生過影響、「美國式插曲」可能加強了而不是改變了戰敗國國內的趨勢，依然是困難的。對於外人來說，想要領會作為日本人生命體驗的戰敗和被占領，自然是十分不容易的事。
然而半個世紀過後，我們可以開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這個問題。滿目瘡痍的國土、顛沛流離的人民、衰亡沒落的帝國與支離破碎的夢想，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敘事之一。當然，我們從戰敗者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將會學到更多：不僅是悲慘、迷茫、悲觀和怨恨，還有希望、韌性、遠見與夢想。與大多數歷史論著、包括我個人早期的著述採取的研究方式有所不同，在下面的章節裡，我試圖「從內部」傳達一些對於日本戰敗經驗的認識，不僅僅是藉助於聚焦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更有賴於關注這一進程中最難以捕捉的現象——「民眾意識」。 換句話說，我試圖通過還原社會各個階層民眾的聲音獲取一種認知，即：在一個毀滅的世界裡重新開始，到底意味著什麼。對日本人而言，直到195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真正結束，而戰爭年代、戰敗以及被占領時期，給親歷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跡。無論這個國家後來變得多麼富裕，多年來，這些留存的記憶，已經成為他們思考國家歷史與個人價值觀的重要參照。
儘管我們總期望簡化研究對象和問題，但是除卻普遍的對戰爭的痛恨情緒而外，並沒有什麼純粹的或單一的「日本式」的戰敗反應。相反，使人著迷的正是這些反應如此五花八門、多姿多彩。這與華盛頓和倫敦那些「亞洲事務的老手們」所預期實在相去甚遠。他們固守著自己對於「東方人」的成見，認為他們實質上是一群「順從的羔羊」。勝利者們抵達之時，懷揣概括「日本人個性」突出特徵的剪報，其中有些特徵觀察入微，而許多概括不過是漫畫而已。反過來，日本的情報部門也正拿著他們自己的「美國人性格」清單在守株待兔。 然而，他們雙方中的任何人也不曾料到，對於戰敗、從戰爭以及戰時管制中解放出來的反應，是如此千差萬別而又生機勃勃。由於戰敗如此徹底、投降如此地無條件、軍國主義分子如此地臭名昭著、「聖戰」給家庭帶來的不幸如此深具切膚之痛，重新開始，就不僅包括重建地面上的建築，而且意味著反思好的生活和好的社會到底意味著什麼。
在戰敗後的一段時期，處於社會最高層的許多人士，並未表現出對社會公益的任何熱忱。取而代之，他們將注意力集中於如何通過大規模掠奪囤積軍用儲備和公眾資源使自己發財致富。充斥戰時宣傳與行動的有關種族及社會團結的秘訣，似乎一夜之間消失殆盡。警探們對於這種猖狂聚斂個人財富的奇觀痛心疾首（當然不是在他們自己受賄和斂財的時候），而普通百姓也對昔日領導者和同胞們的腐敗墮落深表厭惡。甚至早在勝利者進入日本之前，戰敗的心理，就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所思所為。
正是在這種變動不安的氛圍中，美國人開始著手拆除帝制政府的統治壓迫。新的空白留待被征服者們自己動手填補，而他們也往往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加以完成。對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構想的支持之眾，超乎美國人的想像，而新興的勞工運動也爆發出了驚人的活力。中層官僚成為重大改革的倡導者。妓女和黑市商販創造了獨特的、顛覆舊習的戰敗文化。出版界的反應則是對文字的如饑似渴：出現了從廉價劣質讀物到銳意批判的書刊，乃至大批西方譯著等全方位的出版物。「愛」、「文化」等音義複合的新概念，成為街談巷議的對象，而形容詞「新的」，幾乎被混亂地用於修飾每個觸目所及的詞彙。私人情誼，取代了舊的國家對公眾道德的強制命令。頹廢派的藝術鑒賞家應運而生，成為廣受歡迎的、對戰時所謂「健全」文藝潮流的批判者。新的英雄被發現和神化，新的名人迅速獲得大眾文化的愛戴。以救世主自居的各種宗教大繁榮，而王位的覬覦者也出現了。成千上萬的普通人，在團體集會上、在給刊物的來稿中，或是像雪片般飛來的寫給占領軍當局的通信中，大膽表述自己的見解。數千萬人發現自己正渴望著像他們的美國領主那樣，理所當然地享受富足的物質生活。
這一切混亂不堪。這一切也充滿活力並且釋放壓抑。在最初的數年間，即使共產主義者也會發現，很容易將占領軍當作「解放軍」來看待。然而，就像戰敗的日本人的活力被低估一樣，占領者的「美國化」實質，也通常被過分簡單化了。戰勝者引入的改革，對於日美兩國來說都是不合時宜的。它們反應出被美國的新政姿態、以勞工運動為基礎的社會改良主義與權利法案的理想主義所嚴重浸染的構想，而這種傾向在美國本土正處於被否定或者受忽視的過程之中。此種構想從未被引入美國在亞洲的其他占領區域，譬如南朝鮮、日本本土南端的沖繩以及琉球群島。在那些地方，嚴酷的戰略考慮占了上風。此外，即便是在早期最富於理想主義色彩的階段，占領者的「美國化」也是矛盾分歧的。而且這種「民主化」的構想，即便是在獨裁統治嚴重的美國國內提出，看來也過於極端。
我們通常認為，1945年8月，是區分軍國主義的日本與一個新的民主國家的標誌。這一時刻是一個分水嶺，但是日本從20世紀30年代直到1952年，持續處於徹底的軍事政體統治之下也是事實。儘管可以更寬宏大量些，但是麥克阿瑟將軍和他的司令部，就像是新殖民主義的霸主統治著他們的新領地。如同天皇及其臣僚們過去所做的那樣，他們絲毫未受到挑戰或是批判。他們集中體現了所謂的等級制度——不僅是對被戰敗的敵人，而且甚至是在他們自己嚴格的等級體制內部，同時還遵循著所謂白人的規則。占領方式一個最致命的問題是，受日本帝國掠奪迫害最為災難深重的各國人民——中國人、朝鮮人、印度尼西亞人和菲律賓人，在這塊戰敗的土地上，既不會被認真對待，也沒有任何有影響力的存在。他們成了隱形人。亞洲各國為打敗日本天皇的陸海軍所做出的貢獻，由於對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勝利的強烈關注而被忽略不計。按照同樣的邏輯，日本在殖民和戰爭中對亞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拋諸腦後了。
由於勝利者不具有語言或文化上的溝通途徑進入戰敗者的社會，他們除了通過現存的政府機關實行「間接統治」之外別無選擇。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真正實施起來，這種間接統治導致了某些不和諧的發展。實際上，麥克阿瑟將軍的「垂簾聽政」，依賴於日本的官僚機構貫徹指令，從而產生了一個雙層的官僚體系。當美國人離去之時，本國的官僚集團延續下來，甚至比戰時還要強大。為了意識形態目的，麥克阿瑟也選擇了依靠裕仁天皇，而在天皇的名義之下，整個亞洲都曾被野蠻踐踏。麥克阿瑟甚至走得更遠，他私下勸阻了天皇裕仁身邊的隨員要求天皇退位的質詢，而且公開讚揚天皇裕仁是新民主的領導者。
麥克阿瑟將軍及其親密助手，果斷決定為天皇免除所有的戰爭責任，甚至免除了允許以他的名義發動殘暴戰爭的道義責任，這種美國人的保皇主義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天皇對其國家的侵略行為的積極作用，是無法被忽略的，儘管占領者阻止了對此進行的嚴肅調查。無論如何，天皇的道義責任是無法推卸的，而美國人選擇不是忽略而是否認這一點，近乎是將整個「戰爭責任」問題變成了一個笑話。假使一個以其名義處理日本帝國外交和軍政長達二十年之久的人，都不為發動和領導這場戰爭負起應有責任的話，那麼，還怎麼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費心思量這些事情，或者嚴肅地思考他們自己的個人責任呢？
這樣的決定與行為衍生的後果不勝枚舉。勝利者自身的做法，導致了這種自相矛盾的處置方法的制度化，例如所謂「官僚制民主」與「天皇制民主」的產生。同時，與對待天皇的諂媚態度相一致，同盟國對一小撮犯下戰爭罪行的日本高層軍事、文職領導人，也採取了奇妙的處理方式，由在東京的勝利者們進行了一場作秀式的審判。此舉強烈助長了一種大眾傾向：無視大和民族在領土擴張與國家安全的狂熱追求之下，對其他國家和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占領期過後，外國人將這些情形作為日本具有某種傾向性的證據，他們暗示說，戰勝者理想主義的構想在這些領域失敗了。事實上，這些現象儘管特殊，卻是由日美兩國共同作用產生的。許多今日日本社會的核心問題——其民主的本質、民眾關於反戰主義與重整軍備的強烈情緒、戰爭被記憶和遺忘的方式——都得自戰勝者和戰敗者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
對許多日本人而言，倘加以回顧，緊隨戰敗之後的那幾年，的確構成了一個不同尋常的混亂而充滿生機的年代。當時，對美國式政治模式的採納，看上去似乎比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更有希望，至少人們可以夢想未來日本將會在國際上占據一席之地，而不是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悄悄地重新進行軍備擴張。往日的苦難往往能勾起回憶，而有時懷舊的感傷會使回憶變得甜蜜。近些年來，這種個人記憶被日本國內絲毫未有衰退跡象的出版熱潮所支撐。書籍、文章、期刊專號，持續不斷地從任意可能性的角度言說戰敗與占領時期的經歷，形式包括政策文件輯錄、全方位開掘的學術研究、日記、回憶錄、信件、新聞記錄、照片以至逐日的紀事年表。許多戰後時期成名的社會名流現在才剛剛謝世；而他們每一位的離去，往往會喚起對那個年代尖銳痛楚的記憶，雖然漸行漸遠，卻仍然與現實息息相關。試圖掌握和分享這些是一項令人畏懼的任務，大致說來，是因為總有如此之多可以講述，當然也有如此之多可供學習。
日本的某些特質使人們樂於封閉地看待它，而戰後的密閉空間，也極易使人將其誇張地視為「典型的」獨特的日本經驗。不僅是外來者傾向於孤立和隔離日本的經驗，其實沒有人比日本國內的文化本質主義者和新民族主義者，對國民性與民族經驗假定的獨特性更為盲目崇拜了。甚至是在剛剛過去的20世紀80年代，當日本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主宰出現時，也是其「日本」經驗的獨特性，在日本國內外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儘管所有的族群和文化都會通過強調差異區分自我、也被他者所區分，但是當論及日本的時候，這種傾向被發揮到了極致。
當然，戰敗後的幾年，確乎構成了一個逾常的歷史時刻。然而，正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經描述過的宗教體驗那樣，在極端的困境中往往才能最好地暴露事物的本質。我發現了有關這整個國家重新起步的不尋常經歷的確切細節和脈絡，但是它們打動我，並非由於它們是外國的、充滿異國情調的，甚至也不是作為日本歷史或者日美關係中有教益的插曲而使我動心。相反，在我看來最吸引人的卻是，戰敗與被占領迫使日本人盡全力去奮鬥，以異常艱苦的方式來解決最基本的人生問題，並由此反映出令人矚目的人性的、易犯錯誤的、甚至往往是充滿矛盾掙扎的行為方式。而這些能夠告訴我們有關我們自身與我們這個世界的許多普遍訊息。
例如，絕大多數日本人能夠輕易拋棄十五年之久的極端的軍國主義教化，這為我們在20世紀的其他極權主義政體崩潰中所看到的社會化的限制與意識形態的脆弱提供了教訓。（眾多王室被推翻而日本君主政體屹立不倒，在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這本身就是一個富於啟示意義的題材。）再譬如美國的越戰老兵，如果了解到天皇的士兵戰敗歸國後是如何努力向普遍遭遇的鄙夷蔑視讓步的話，一定會感到一種熟悉的震驚。同樣，對自身苦難先入為主的成見，使得絕大多數日本人忽視了他們對他人造成的傷害。這一事實有助於闡明，受害者意識是通過何種方式扭曲了集團和族群為自身建構起來的身份認同。對於戰爭罪惡的歷史健忘症，在日本自有其特定的形式，但是將之置於一個更為廣闊的、有關群體記憶與神話製造的背景中來進行觀照，其記憶和遺忘的模式則更加寓意深長。近年來，這些問題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廣泛關注。在戰敗與戰後重建的混亂環境裡，「責任」常常被提及，因而這並非只是日本這個島國所關心的問題。
當日本人在他們的歷史中仔細搜求，以便為他們的「新」情況作參照的時候，譬如本土的民主政治基礎、有原則地反抗軍國主義的事例，或者固有的懺悔和贖罪的表示等等，他們提出的例證自然是千真萬確。然而他們所做的，不過是任何人在面對創傷性的巨變時都會去做的。他們在發現——如果需要，甚至發明——某些可以依賴的熟悉的經驗。日常語言本身就是一座橋梁，使許多人不必完全經歷心理混亂，就能夠由戰爭狀態跨越到和平的彼岸。因為許多戰時的神聖詞彙、標語口號，甚至是流行小說，在戰後被證明可以完美地適應全新的闡釋或者指代完全不同的客體。再者，將熟悉的語彙賦予新的意義，也是人們將實實在在的變化合理化與合法化的一種方式。
當然，人還可以由這些「橋梁」走回去，重蹈過去的覆轍。在當今的日本，新的民族主義者的叫喊甚囂塵上，他們中最狂熱的分子，也恰好瞄準了我們這裡所討論的年代。他們將日本戰敗後的美軍占領時期，描述為一個壓倒性的恥辱時期，當時真正自由的選擇被壓制，而外國模式被強加於日本人民頭上。我個人對於那個時代的活力以及日本在戰後思想意識形成中的推動力的估計，則更為積極一些（儘管留有餘地）。真正重要的，是看此後日本人如何對待自己的戰敗經歷。半個世紀以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始終如一地將其作為檢驗信守「和平與民主」承諾的準繩。「和平與民主」，是戰後日本最偉大的祈禱語。「和平與民主」，也是今天的人們各自塞進迥乎不同的意圖，並且持續爭論下去的護身符式的口號；而在邁向「和平與民主」的奮鬥中，無論觀念論爭，還是沉重的歷史記憶，都不是日本所獨有的。
對於天皇玉音放送的反應千差萬別。 有些東京居民一路行進到皇宮,靜靜地站立在一片廢墟的都市風景之中。(美國的決策者 們排除了將日本皇宮作為轟炸目標,但有一部分建築還是被不經
意地破壞了。)他們跪倒在皇居前的瓦礫上,因未能按照天皇的期望生活而垂首懺悔的照片,後來被當作日本投降瞬間最典型的影像。
實際上,這是帶有誤導性的影像。聚集在日本皇宮前的人相對來說是少數,而 各地的普通百姓流淌的淚水,折射出各種 與此相去甚遠的群眾情緒:苦惱、悔恨、 喪親之痛、蒙受欺騙的憤怒、突然的空虛和目標喪失,甚至是單純因為不幸和死亡的意外終止而產生的喜悅。天皇裕仁的掌璽大臣和親密心腹木戶幸一,親眼見證了人們的這種解脫。他在一則日記中記錄,的確有人在皇宮前歡呼。他心情複雜地評述說,他們顯 然是感到如釋重負。
正如相原的祈禱詞所顯示的,預料大批的日本人可能會選擇死亡而不是戰敗的恥辱,並非不
切實際。在長年的戰爭中,士兵被禁止投降。他們被告誡說,沒有比投降更可恥的了。當戰火 逐漸蔓延到日本本土,平民們也被灌輸了要奮戰到死的觀念,正如諺語所說「寧為玉碎,不為瓦 全」。然而,在天皇玉音放送之後,選擇「玉碎」的人實際上比預想的還要少。有幾百人自殺了,
其中絕大部分是軍官。這一數量僅相當於德國投降時自殺的納粹軍官的數目,而德國從來就沒有 一種能與日本的自殺殉國相比的瘋狂信仰。
實際上,就政府組織來說,八月十五日天皇的重要廣播之後,最迅速、最顯著的行動,莫過 於注重實利和自我保全。全國上下的軍事官員和文職官僚們,狂亂地焚毀各種檔案卷宗,非法地搶奪大量軍用物資。儘管天皇的終戰宣言使美國結束了空襲,但據說---這當然有點誇張---幾天後東京的上空仍然籠罩在濃煙火海之中。戰時燃燒彈的地獄之火,換成了焚燒公文檔案的沖天光焰,各界精英們步上他們君主的後塵,全力以赴地掩蓋他們的戰爭罪行。
無條件投降
征服者們沒有看到這些火光,因為同盟國占領軍的第一批先遣隊,直到天皇玉音放送之後的兩個星期才到達日本。跟他們一起到來的,是一位新的專橫的權威統治者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他被任命為同盟國在日本的最高司令官。九月二 日,在東京灣美國軍艦「密蘇里」號甲板 上所舉行的壯觀儀式上,麥克阿瑟與其他同盟國的九位代表,同日本官員簽署了投降協議。
投降儀式充滿了象徵意味。「密蘇里」是亨利·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的家鄉,而他有關日本最主要的決議,是在日本的兩座城市投放原子彈,並力主執行他的已故前任佛蘭克林·羅斯福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政策。密蘇里號上飄揚的美國國旗,有一面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襲擊珍珠港時,飄揚在當時白宮頂上的。另一面,是從安納波利斯 (Annapolis,美國馬里蘭州首府)緊急空運來的三十一顆星的美國星條旗,曾經在海軍准將馬修·培里的旗艦波瓦坦號(Powhatten)上使用過。當年培里的炮艦外交,迫使日本結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建閉關鎖國。一八五三年,培里由帆船和燃煤冒煙的「黑船」組成的小型混合艦隊,促使日本走上了最終災難性的與西方列強爭霸世界的歷史進程。現在,一百多年光陰荏苒,美國人又以象徵著先進的科學技術與科技立國的龐大海陸空軍隊捲土重來,以培里舊日的旗幟炫耀著對日本的懲戒,這是當年的培里哪怕是在最瘋狂的夢境中也想像不出的。
兩位簽署投降檔的日本官員,一是梅津美治郎將軍,代表日本帝國軍方;一是外務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帝國政府。一九三二年,重光葵遭一名抗議日本殖民朝鮮的朝鮮人炸彈襲擊,失去了一條腿。他那笨拙的步態,在顛簸的美國軍艦甲板上,傳達出一種離奇異樣的深刻印象,似乎象徵著傷殘而脆弱的日本。不管怎樣,那些來出席簽署投降檔案的人,站到了那些沒有到場的人 的位置上:因為天皇沒有來參加這樣的場合,皇室成員也無一人到場,即使是宮内省也未派員出席。同盟國方面領導人的讓步,引起了戰勝國和戰敗國雙方陣營觀察員們的驚奇。直到戰爭結 束,甚至連露骨地擁護日本皇室的美方官員們,如美國前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也假裝天皇將會而且應該親自簽署正式的投降文書。而且甚至在日方已經知曉天皇不必親自經受這
裝備精良、神氣自信的登陸美國大兵所褻瀆。這支占領軍的數量,很快就超過了二十五萬人。一個在一九四○年慶祝過他神話傳說中的「皇紀兩千六百年」並自豪於從未被入侵的國家,就要被白人占領了。
在日本人眼中,對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無法磨滅的印象,是西方實質上就是美國—— 格外的富裕強大,而日本則是不可思議的貧困虛弱。這是一種簡單的觀察,但他承載了巨大的政治含義。東京灣的一幕,就發生在緊接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之後,提供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教訓。 那就是在美國式民主之下,可能達到怎樣的物質實力和富足。儘管理解這個關於財富與力量的民主等式需要一點時間,但明白日本已經徹底戰敗卻幾乎不需要什麼時間。投降儀式九天後,麥克 阿瑟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評述說,日本已經降到了「四等國家」的地位, ---這種對現實狀況的露骨評價,足以使天皇以降的每一位日本領導人感到痛徹心肺。自從培里准將強迫日本敞開門戶以 來,日本的統治者就執迷於成為「一等國家」。事實上,正是出於自己「一等國家」的地位不被承認的恐懼,才激起了日本朝野上下同呼吸共命運,最終向西方宣戰。包括首相東條英機在内的一 些人斷然宣稱,假使不能在亞洲建立高枕無憂的絕對統治權,日本就會被降級到「二等」或是「三 等國家」的地位。就像一道被重新撕裂的傷口,「四等國家」的說法,立即成了戰後的流行語。 這之後不久,麥克阿瑟又以更驚人的口氣說到日本的處境,使人憶起《聖經》舊約全書中憤怒的 神。談到日本軍隊被遣散的問題,麥克阿瑟宣稱「他們被徹底打敗和威嚇住了,在投降加於他們
國家的嚴重懲罰面前瑟瑟發抖,這是對他們國家深重的戰爭罪孽的報應。」
在此後的幾個星期,勝利者繼續為這個國家的破壞程度而感到震驚。十月中旬,在呈交杜魯 門總統的一份概括麥克阿瑟和他的助手們的談話的備忘錄中,總統特使小愛德溫·卓克(Edwin Jocke, Jr.)報告說,「現駐東京的美國官員們驚奇於這樣的事實,日本竟然能夠抵抗那麼久。」實際上, 經濟的混亂是如此嚴重,他補充道,在一些美國人看來,原子彈爆炸「是被日本人抓住以結束戰 爭的口實,事實上只是加速投降數天而已。」卓克接下來指出,「日本大城市的整個經濟結構已 經被摧毀。東京七百萬人口中的五百萬業已離開了這座毀壞的城市。」 . 稍後從華盛頓派來了調 查團,由享有盛譽的聯邦戰略轟炸調查團分析專家帶隊,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投降前對日本繼續戰爭的實力的估計,被過分誇大了。 這當然不過是事後的推論,但是他反映出當時普遍的評價,即日本在戰爭結束時的虛弱,遠遠超出了日本國外任何人的想像,也超出了日本國內任何人承認的程度。
實質上,以後幾年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在日本徹底戰敗的背景下展開的。絕望、憤世嫉俗和投機主義,在這樣的氛圍中生根蔓延。而恢復力、創造力和一種只有在親歷一個舊世界的毀滅和 憬新世界的誕生的人們身上出現的理想主義精神,也得到了奇蹟般的張揚。在這樣的環境之 中,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幾乎沒有人有精力、想像力或意願,去奢談他們在執行天皇的聖戰過程中曾經犧牲的那些生命了。
建築矗立在平地上 公共澡堂的煙囪、笨重的倉庫,偶爾還有鐵門緊鎖的低矮建 築。」 從這片被占領的土地上第一次拍攝的照片和電影膠片,捕捉著這些無盡的殘 破的城市街景,傳達給萬里之外的美國觀眾,而他們從未真正瞭解燒毀的城市到底意味著什麼。
然而,即使是置身於這些大面積毀壞 的城市景象中,征服者們仍然發現了他們選擇性轟炸政策的奇特證據。譬如,首都 的大片貧窮的民宅、小店鋪以及工廠被摧毀了,但是有相當數量的富人區住宅卻保留了下來,以備占領軍的大批軍官們居住。東京的金融區,大部分完整無損,將很快成為「小美國」地區— 麥克阿瑟將軍的總部所在地。沒被破壞的,還有戰爭末期駐紮了大多數帝國軍事機構的建築。饒有諷刺意味的是,勝利者隨後將此作為了審判日本首腦戰爭罪行之地。全國的鐵路也仍然能夠或多或少地有效運轉。例如,東京的居民們曾直接乘火車去遙遠的廣島,探視他們的親屬是否在原子彈爆炸中活了下來。在被炸毀的貧民區之外,包括電力和供水在內的絕大多數設施,仍然運轉正常。不管有意還是無意,美國的轟炸政策,至少在大城市,曾經傾向於重新強化現存的財富等級秩序。
當天皇告訴他的臣民從前的戰鬥和犧牲都是徒勞的時候,接近九百萬人已無家可歸。正如一位美國人描述的情景,「在每 一個大城市裡,很多家庭擠在搖搖欲墜的小席棚裡,有的試圖睡在通道或地鐵月臺 上,甚至人行道上。公司雇員睡在他們的 辦公室裡,老師們睡在教室裡」——當然, 假使他們足夠幸運,仍然有辦公室或教室 可睡的話。每個主要城市的街道上都即刻 人滿為患:復員的士兵、戰爭寡婦、孤兒、無家可歸者和失業者。他們中絕大多數只想著如何能夠不挨餓而已。 然而,相對說來,他們這些人仍然是幸運的。至少他們是在自己的國家。
或者……歸國?
戰敗之後,約有六百五十萬日本人滯留在亞洲、西伯利亞和太平洋地區。其中大約有三百五十萬人是陸海軍士兵。其餘的是平民,包括許多婦女和兒童。這是一群數量眾多而且被普遍忘卻了的中低階層的人們,他們曾被遣往海外協助建立強盛的帝國勢力範圍。在戰爭結束時, 約二百六十萬日本人滯留中國,其中一百一十萬分散在「滿洲」地區。此外,近六十萬軍隊在千島群島和滿洲南部的大連灣旅順口一帶放下武器。超過五十萬人滯留福爾摩沙(臺灣),九十萬人滯留朝鮮,此前福爾摩沙和朝鮮曾分別於一八九五年和一九一〇年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在戰爭結束時,東南亞和菲律賓群島的日本人接近九十萬,絕大多數是軍事人員。此外,還有數十萬的天皇殘餘部隊被困於太平洋諸島嶼。
自然,所有這些人都盼望快點回國,他們的親人也在焦急地等待著他們。然而對許多人來說,回國需要幾年而不只是幾個月的時間,而且成千上萬的人註定會死去,再也見不到自己的祖國。對這好幾百萬人來說,投降,只不 過標誌著人生更加動盪不安和殘酷階段的 開始。他們成了被戰爭蹂躪的、「解放了 的」亞洲的混亂狀況的犧牲品,成了傳染病 肆虐的犧牲品,以及勝利的盟軍的虐待物件。
一九四六年九月,天皇廣播之後又過 了一年多,超過二百萬的日本人仍然未被 遣返回國,而且政府承認大約還有五十四萬人下落不明。
在二戰數不盡的史詩般的悲劇中,這 些日本人的命運是被忽略的一章。僅在「滿洲」,據估計就有十七萬九千名日本平民和六萬六千名日本軍人,在投降條約簽訂之後的混亂和嚴冬中死亡。 在北中國的「滿洲」和其他地方倉皇離去的日本人,通常只力所能及地帶一點東西,也就是年幼的孩子、隨身物品和很快就會吃完的食物。所有的財產都丟棄了。許多難民走投無路,不得不將最小的孩子留給貧窮的中國農民家庭,孤注一擲地希望,被遺棄的孩子也許更能有機會活下來。
即使正常地踏上了歸國的路途,也不能保證立即安全地回國。疾病在一隊隊的歸國者人群中蔓延,因而歸國的行程會由於醫學體檢、免疫接種,甚至是隔離檢疫等需要而拖延。就這方面而言,一九四六年春夏形勢尤其嚴峻。四月份,從中國腹地啟程的歸國者被天花的流行阻擋了行程,五月是斑疹傷寒症的發作,六月份則是霍亂大流行。朝鮮南部和印度支那北部、「滿洲」地區也分別於五月和八月爆發了霍亂。
對於所有戰區的日本現役軍人來說,歸國行程的延遲,往往是因為當地的盟軍首領選擇利用這些戰俘來為戰後的特殊用途服務所致。直到一九四六年末,美國扣留了將近七萬名投降的日本兵做勞工,用於逐步淘汰設在菲律賓群島、沖繩島和太平洋海域的戰時設施。英軍方面,負責從南亞和東南亞遣返大約七十五萬日軍回國,在這些歐洲列強將日本侵略者業已驅逐的區域,他們扣留大量日本戰俘來建設工程,毫不掩飾重建自己殖民權威的意圖。一九四六年中期,他們宣佈將扣留十一萬三千五百名戰俘在當地勞動,直到一九四七年的某時。後來,其中約有一萬三千五百人被移交給了荷蘭,用於重新加強對以前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統治。在馬來亞和緬甸,最後一批日本戰俘直到一九四七年的十月才被英軍放行。
被中國軍隊俘虜並被迫在中國的內戰中為國共雙方工作或打仗的日本俘虜,總數不明。據報
導,投降之後一年多,大約六萬八千名被關押在「滿洲」的日本人仍然在為中國軍隊效力,絕大多 數在共產黨一方。國民黨政府方面,在一九四六年的大部分時間,推遲遣返了超過五萬名具有實 用技能的日本人。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共產黨勝利前夕,相信仍然有超過六萬日本人滯留在共產黨控制的地區。
目前為止,對大批的投降軍隊扣留時間最長、虐待最嚴重的是蘇聯方面。蘇軍於八月八日天皇廣播前一星期參戰,並在「滿洲」和朝鮮北部接受了日軍的投降。美國和日本的權威人士估
計,大約有一百六十萬到一百七十萬日本人落入蘇軍之手。而且很快事實證明,許多人被利用 來彌補蘇聯因戰爭和史達林肅反運動所造成的人力不足。蘇聯釋放的第一批戰俘直到一九四六 年十二月才回到日本。到一九四七年末,總共有六十二萬五千人被正式遣送回國。同期,約有 二十九萬四千名在朝鮮北部投降的日本人,通過「非正常」途徑在美國控制的半島南部港口登 陸。第二年的五到十二月間,又有大約三十萬人被允許回國。此後歸國的流程再次中斷,公佈的理由據說是因為惡劣的氣候狀況。
對蘇聯的普遍敵意,可回溯至上個世紀之初。早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前,當時沙皇俄國與日本帝國在東北亞就是領土擴張的競爭對手。遣返進程折磨人般拖延的狀況,以及蘇聯方面不願提供戰俘人數和身份確切資訊的做法,加深了這種仇恨情緒。到了一九四八年,還有一點也變
份,廣播時間增加到每天兩次,每週五天。有段時間,節目中有一個特別的單元「我是誰?」,專
門為迷失家園的歸國老兵進行諮詢。「尋ね人」節目相當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使命。起初,大約 40 % 到 50 %的廣播詢問都得到了回復,直到一九五〇年,這個節目還在繼續清理相當數量人員的下落或是死亡聲明。「尋ね人」廣播一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才結束。
受歧視的老兵
當蘇聯遣返的戰俘開始進行共產主義宣傳的時候,他們受到指責已經被洗腦,是故意挑起 「軍官和士兵之間的階級仇恨」。事實的確如此,但是許多從蘇聯以外的地方歸來的退伍兵, 也對曾經領導他們戰鬥的軍官既憤激又輕蔑。這種情況在戰爭狂熱而徒勞的最後階段仍被命令血戰到底的士兵中尤其突出。團隊的凝聚力和軍隊的等級秩序,並沒有像宣傳的那樣,在理想化的概念「忠誠」與「和睦」上建立起來,而是建立在獨裁專制、逐級壓迫的高壓政策的基礎上。即使 在最好的情況下,上級軍官普遍赢得的不是尊敬而是恐懼,而戰敗則釋放了一直深深壓抑著的怨
恨。在極端的案例中,這種仇恨甚至導致了對前任軍官的謀殺。
投降之後,這些情緒第一次得到公開宣洩。一九四六年五月,一位老兵給日本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朝日新聞》寫了一封典型的訴苦信,回憶他和他的戰友們在太平洋的一個島嶼上,忍受 「地獄般的饑餓」和軍官對他們的虐待。他訴說士兵餓死的比例要遠遠高出軍官,並質問如何使戰友的亡靈安息,因為他們實際上是被領導者的暴政殺死的。他引用了古代武士的諺語「拉上一個墊背的去陰間」,這諺語本來是指與敵人同歸於盡的意思。他說,他的絕大部分戰友,死的
時候不是希望與敵人,而是與自己的軍官同歸於盡。
幾個月後,《朝日新聞》關於一位施虐軍官在戰後被士兵私刑處死的報導,引起了十八位讀者的回應。只有兩人除外,幾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謀殺並講述了自己親眼所見軍官階層的殘暴和腐 敗。一位在朝鮮服役的士兵,描述了軍官在當地玩女人和酗酒的事。一名水兵痛苦地回憶起他們如何鞭打自己的一位戰友。另一位老兵懺悔說,他經常想襲擊他的軍官,但怕給自己的家庭帶來 不幸的後果,只好自己忍著。甚至那兩封批評私刑事件的來信,也採取了辯護的姿態。兩封來信都聲言,並不是所有的軍官都是壞的。
這樣的坦承,在投降之前是不可想像的。他暴露出戰時的宣傳,所謂「一億一心」是多麼昏聵
不明。即使是剛毅冷酷的老兵,也往往為歸國後的遭遇震驚不已。那些以歡送會和壯行酒打發他 們上戰場的左鄰右舍們,那些給他們寄慰問袋和「千人針的腹卷」的鄉里鄉親們,通常並不歡迎他們的歸來。說到底,他們是失敗者。他們邋遢落魄的樣子,看上去像是對充斥戰時宣傳的英雄理想和英雄形象的嘲弄。
另外,戰敗之後綱紀廢弛,駐紮在日本本土的軍人紛紛逃離守地。有警方的目擊者提供,不 少人步履踉蹌地將搶來的軍用物資盡可能多地扛回家,仿佛是「迷途知返」的本能所驅使。即使
是神風特攻隊的倖存者,也參與了瘋狂的物資掠奪。他們原本準備在戰爭結束時起飛,以完成他 們單程的自殺式使命。有一位飛行員以此來迎接戰敗:他將飛機裝滿軍需日用品,飛到他家附近 的一個飛機場,把戰利品裝車運回家,然後再返回將飛機引爆。天皇忠誠的陸海軍官兵們,似乎一夜之間變成了利己主義和離心離德的最壞典型。軍官們和士兵們都趁火打劫,有時是大規模的搶掠。警方報告擔憂,公眾的厭惡,會上升為對軍事和行政領導人的「嚴重不信任、不滿和憎
惡」,甚至是普遍的「對軍人的仇恨」。
有時,甚至僅僅是一名退伍兵還活著的意外事實,就可能引起恐慌。一些老兵歸來後發現, 他們在很久以前就被宣佈了死亡。他們的葬禮已經舉行過,墓碑也立起來了。按照當時諷刺的說法,他們成了「活著的英靈」。 對悲傷的親人們來說,他們的死而復活,可能令人又喜又驚,乃 至絕望。有不少這樣的故事流傳著:丈夫歷經數年、飽嘗艱辛回到家,卻發現妻子已經再嫁他人,通常是自己的兄弟或密友。
對於絕大多數原陸海軍士兵來說,最大的震撼,莫過於發現自己歷經千難萬險回到祖國,卻被當作賤民對待。到一九四六年歸國潮蜂擁而至之時,國内的民眾已經持續瞭解到帝國部隊在中國、東南亞、菲律賓,乃至對盟軍戰俘令人髮指的暴行。結果,許多退役軍人發現,他們不僅被看作是沒能完成使命的失敗的群體,而且被假定為參與了不可告人的壞事的個體來對待。在老兵們寫給媒體的信中,反覆提到熟人和陌生人共同投來的譴責的目光。有些老兵開誠佈公地表達了 對自己犯罪行為的悔恨。另外的人則聲言自己的清白,抗議把他們當作戰爭罪犯看待的不公。他 們辯護說,公眾必須區分士兵或軍人與「軍閥」的區別,後者才最終為戰爭及其行為負責。
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發表在《朝日新聞》上的一封匿名信,記述了這種「還鄉」的冷遇:
五月二十日,我從南方地區復員回到日本。我的家燒毀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失蹤了。物價太高, 我僅有的一點錢很快就花光了,我是一個可憐的傢伙。沒有人肯對我說句好話。人們甚至向我投來敵 視的目光。沒有工作、受盡折磨,我被魔鬼迷住了心竅。這「魔鬼」指的是他想犯罪的衝動。寫信的人接下來講述,他如何在黑暗的街道上與一位年輕 人搭訕,企圖搶劫他,卻發現攻擊的是一位下班的員警。最終,他的故事有了一個令人振奮的結 局。員警沒有逮捕他,而是給了他一百日元和自己的一些衣物,激勵他相信自己克服困難。儘管 寫信人仍然沒有妻子、孩子、家庭、工作或金錢,他的信無疑是此後將正直做人的公開誓言。
份才真正定稿。這份指令明確要求麥克阿瑟和他的總部,對民主化日程進行細緻有效的管理。
在這一進展的背後,隱藏著華盛頓官僚政治内部爭論和派系鬥爭的複雜歷史。直到戰爭臨近 最後時刻,嘲笑「讓日本實行民主化」觀點的美國國務院保守的日本問題專家才發現,自己被更為 開明和進步的改革者們否決了。加藤悅郎畫作中空降日本的「民主主義革命」禮物,並非來自那些 「處理日本問題的老手們」,而是來自美國陸軍部的一批人, 他們是在更為廣泛和激進的意識形態基礎上,構架亞洲的戰爭與和平問題。
波茨坦宣言絕非是枯燥乏味的文件。他保障了日本民族作為一個國家不被奴役或是毀滅,儘管他們將失去其帝國。在投降之日,日本國將被置於軍事占領之下;「嚴酷的正義」將給予戰爭罪 犯們以懲罰;那些曾經「欺騙和誤導日本人民征服世界」的人的權力和影響將「永遠」被消滅;將 會嚴格執行「公正的賠償」;軍事力量將會「完全解除」;日本經濟將進行非軍事化,但最終將被允許重新進入世界貿易;日本政府將被要求「為復興和鞏固日本人民的民主傾向去除障礙」,並建 立言論、宗教和思想的自由以及對基本人權的尊重。當「建立起一個合乎日本國民自由意志的、 傾向於和平和負責任的政府」時,占領期將會終結。這最後的一句話,儘管有時被解讀為允許保 留天皇制的訊號,實際上是有意措辭曖昧不明。畢竟,天皇的臣民們,從未完全自由地表達過自己的觀點,在當時也沒有選擇他們自己的政府體制的權力。
相比於這些嚴厲而寬大的條款,另外的兩份政策檔增加了幾項目標,將占領從非軍事化和政治改革的溫和演習,轉變成了史無前例的人為的民主化實驗。這些檔明確指示,解除武裝和非軍事化不僅是「徹底的」,而且是「永久性的」。他們還具體闡述了要對那些鼓吹軍國主義或好戰的民族主義的人進行清查,其範圍將會比波茨坦宣言所設想的更加廣泛,甚至將延伸至「經濟領 域」。
除此之外,這些指導方針還體現了政策制訂者們的一個強有力的新興觀念,那就是,占領軍領導者應當積極投身於改變日本民眾心理的嘗試。強調這一自負的目標,是源於一種日益增長的緊迫感:日本不僅應當以「民主化」來阻止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同時還要擺脫共產主義影響上升
的態勢。根據檔規定,這種再教育方針,不僅要通過媒體積極宣傳美國的占領目的,而且要「最小限度地制約和審查」新聞出版、廣播電影以及個人通信。
這一定稿於波茨坦會議之後的政策藍圖,也將民主化的理想延伸到了經濟領域。一方面,他 強調占領軍當局對「日本的經濟復甦或日本經濟的強化」不負任何責任。除了制止可能導致混亂 的經濟危機(例如避免饑荒),美國的方針政策要求讓日本自作自受。同時,在波茨坦宣言之後明確規 定,推進「對收入進行廣泛分配和對生產交易資料廣泛占有」的政策。為此,華盛頓的決策者們要求「解散掌握日本大部分工商業命脈的產業和金融聯合體」。這等於是對自二十世紀初以來就支配日本經濟增長的老財團和在日本戰爭動員過程中出現的「新財閥」,同時進行直接打擊。在這一反壟斷戰役實施前後,最高司令官還受命促進勞工運動以及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
通貨膨脹與經濟破壞
戰後物資短缺的災難,加上螺旋式上升的通貨膨脹持續了四年多,歷時比太平洋戰爭本身還要長。儘管經濟混亂是這場有勇無謀的失敗戰爭不可避免的結果,但是戰後災難的久拖不決,主要是日美雙方政策失誤與徹底的腐敗和經濟破壞所致。政府通過發行「新日元」、強行控制工資和物價以及推行「產業優先」將重建貸款向戰略產業傾斜來抑止通貨膨脹的企圖,不幸被證明十分欠 考慮。當戰勝方猶豫不決,拖延最終決定並執行他們主張工業復甦和推進經濟「反壟斷」的既定方針時,資本家和企業經營者也逡巡著不願對生產設備進行可能毫無指望的再投資。而當司法體系每年因小偷小摸將一百多萬人送上被告席之時,絕大多數投機的資本家、前軍官、腐敗的政客和有勢力的黑幫老大卻徹底操縱著這一體系,並且從免稅的黑市買賣中獲益最多。
儘管通貨膨脹的趨勢,在一九四二年底就已經首次顯現,但是直到戰爭的最後數月,花費龐大資金為預期的日本本土「決戰」備戰時,通貨膨脹才超出控制。理論上說,當戰爭結束時, 一九四五年的軍事財政預算(一九四五年四月—一九四六年三月)還有七個月的餘額。事實上,在天皇宣詔投
降時,這筆預算的大約 70 %已經支出。剩餘的 30%(總計八百五十億日元軍事預算中的二六六億日元),在占領軍抵達之前就被倉卒花掉了,主要是支付給了軍事承包商。
軍用資金和供給物向私人手中的轉移,事實上開始於天皇玉音放送的前一天,並經歷了數個不同階段的發展。八月十四日,鈴木貫太郎內閣集體辭職之前的最後行動之一,就是同意將所 有軍用物資移交給地方部隊的司令官處置。這項決定,第二天在軍隊内部以《陸機第三百六十三號》秘密指令的名義發佈,規定戰爭供給應當分發給地方政府、群眾團體、私立工廠以及市民個 人。命令規定「作為原則」,這些物品應當免費撥付給地方政府,在其他情況下則進行出售,但是 「物品出售無需立即付款。」
八月二十日,美方在馬尼拉向日方投降代表團遞交的《一般命令第一號》中,明確表示所有軍用物資需原封不動地封存。直到麥克阿瑟原定到達的前兩天,這一命令始終被東久邇宮新內閣所 忽略。直到此時,儘管秘密處置的命令被取消,日本政府仍然沒有採取任何措施試圖確認或者找
回已被處置的軍用物品。毋庸多言,關於他們的去向沒有什麼可以查詢的記錄。在同一時期,日 本銀行正致力於為往昔的戰爭供應商們提供大筆貸款,其公開的理由是為了促進他們軍轉民,向 「和平」生產過渡。從對這些行為的事後調查中,人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在天皇玉音放送後 動盪騷亂的兩周內,一大批權勢人物將自己絕大部分醒著的時間都用於掠奪軍需倉庫,從軍事預
算或日本銀行手中向承包商和親信們匆忙支付款項,以及銷毀檔案。在日本歷史上最危難的時刻,少有文官武將或者主管經理,真誠而富於遠見地投身於為普通大眾謀福利的事業。在這些舊日的精英之中,未曾出現一位仁人志士、英雄人物或者值得稱道的政治家。
據事後估算,日本保有的大約 70%的帝國陸海軍庫存,在這首次的騷亂中被搶掠一空,而這些是日本本土五百萬軍隊、海外三百萬軍隊的供給儲備。然而,這還不是全部。投降後數月,占領軍當局又天真輕信地將管理的一大部分保存完好的軍需庫存移交日本政府,指示用於公眾福利和經濟重建。這些物資中的相當部分是建築材料和機械設備,而内務省繼續將其委託給一個由五大財團代表組成的委員會進行處置。這些物品的總價值約合一千億日元。而這些物資很快也幾乎
消失得難覓蹤跡。一九四七年八月,一九四六年擔任大藏大臣的石橋湛山,向審查這些醜聞的議
會調查委員會提供的證詞可悲地證實,「沒有人知道價值一千億日元的物資到哪裡去了。」
當然,這些物資要麼是被藏到了無數隱蔽的去處,要麼是直接送到了黑市。與此同時,戰敗
促使先前封鎖的儲蓄存款迅速流失。戰爭期間,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保管的這些資金,曾被認為
是「潛在的購買力」。他們構成的龐大資源(據有關部門估計,有二六四〇億日元)在投降後很快消耗一空,主 要是進入了黑市。這種情形並非由於腐敗,只不過是因為普通民眾不得不竭盡積蓄來填飽肚子而已。
由於戰敗帶來的龐大的政府支出,以上這些狀況愈加惡化。可以想見,其中包括的一項支出,就是數百萬軍民的遣返費用。然而,另外一項財政支出,使政府也感到十分意外。直到美國人抵達之後,日方才獲悉,他們將要支付占領軍巨額住宅費和維持費的過半。在占領初期,這項開支令人驚愕地高達經常預算的三分之一。而這並非一次性的負擔。儘管用於駐留美軍的直接開支,下降到只占每年預算較低的比例,但是在接下來的數年間,這仍然是日本政府最大的單項支出。作為一項預算專案,這些支出只得順應占領當局的指令,委婉地掩飾為「終戰處理費」,或簡單記作「其他費用」。
日本人為維持占領軍付出巨大,在物質和心理上產生的後果,如何強調都不過分。一九四八
年,當約三百七十萬個家庭仍無棲身之所時,日本政府卻被要求將每年預算的相當部分,用於向占領者提供住所及設施,而且要確保達到美國人的居住標準。當戰爭寡婦們徒勞地乞求一點救濟 的時候,政府卻別無選擇,不得不為滿足美軍將校將徵用的私人住宅改造為「最新式」住所的願望而付費:改造電路和管道,裝潢居室,安裝電話、電爐和衛生間等現代化設備,有時甚至還包括 將庭院的池塘改建成游泳池的費用。 當全國鐵路不堪重負,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發生了綁在媽
媽背上的嬰兒因車廂擁擠窒息而死的悲劇性事件時,政府仍被要求加掛經常坐不滿的專用車廂, 甚至「占領軍專用列車」,供占領軍人員自由使用。很少有美國人會留意到這些「占領費」,但是許多日本人顯然都心知肚明。
在官方控制物價的正規市場,到一九四五年底批發價格翻了一倍,而且此後繼續迅猛增長。 占領第一年價格上漲了 59 %,第二年上漲 36 %,第三年上漲 256 %,第四年上漲了122%。一九四六 年六月,一升米法定價格二·七日元,一九五〇年三月上漲到六十二.三日元。著名的廣告歌作曲家三木雞郎,以一首滑稽歌曲描繪出這種惡性通貨膨脹的失控情形。歌詞大意是,火車行駛的速度趕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坐火車每到一站,都會發現橘子的價錢漲得更高了。
自然,在黑市上(有時被開玩笑地稱為「自由市場」也能觀察到同樣的通貨膨脹曲線,但是程度更甚。如果官定價格的橘子賣光了,那普通百姓就確實只有望洋興嘆了。直到一九五一年末,政府持續對 以所謂五大主食(米、大麥、小麥粉、番薯和芋)為首的五十種「基本消費品」黑市價格進行密切調查,粗略反映出黑市的暴利狀況。在投降後半年間,同一消費品的黑市價格飆升至「法定」價格的三十四倍。此後,「自由市場」物價飛漲的情形有所抑止。一九四六年的後幾個月,五十種基本消費品平 均比法定價格高出十四倍。一九四七年為九倍,一九四八年下降到不到五倍,到了一九四九年, 黑市物價約相當於官方牌價的兩倍。
然而,生活消費品只是構成了流向黑市商品的一小部分。黑市還經營大量的各種各樣的生產 資料:煤、焦炭、汽油、木材、水泥、平板玻璃、榻榻米草席、生鐵、鋼材、鍍鋅鋼、銅板、 鋁、錫、電線、電動機、肥料、化學藥品(硫酸、苛性鈉、蘇打灰)、機油、橡膠輪胎、農機具、酒精、油 漆、染料、紡織品、紙張等等。 顯然,這些工業品與那些將自己所種的大米和薯芋送到黑市上賣的農民毫無關係。他們從哪裡來?答案很明顯:從那些盜出軍需物資並且隱匿他們的軍閥、實業家、官僚和政客那裡來。難以置信,物資匱乏持續、通貨膨脹失控、工業重建萎靡不振,而黑 市卻欣欣向榮,原因就在於,對那些占據社會有利地位的人來說,這是極為有利可圖的買賣。
直到一九四六年,由眾議院議員、内務省政務次官世耕弘一領導開展了非正式、非官方的調查,大量軍需物資的流失才開始受到嚴厲批評。即便如此,直到一九四七年下半年,這一出賣民眾利益的事件其規模之大才被廣泛知曉。當醜聞揭露之時,調查人員照例抱怨遇到了「極大的阻 力」:上至內閣、中央官廳,參、眾兩院議員、臭名昭著的政治掮客和「暴發戶」,下至地方上的 低級公務員和員警。實際上,在黑市上出賣掠奪軍需物資所獲之利,相當一部分被用作了政治活 動的資金,尤其是,當然絕不僅僅是,用在了與保守黨派相關的政客們身上。
甚至到了一九四七年六月,當眾議院姍姍來遲不情願地成立「隱匿物資相關特別委員會」 時,起初所謂的調查官們仍然只被賦予有限的職權,而且沒有撥發調查經費。儘管有這些阻礙存在,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加藤勘十任委員長的這一委員會,至少能夠對掠奪的嚴重後果進行評估。是年底出版的加藤委員會著名的報告書得出結論:「那些偏離正規配給用 途轉移走的物資以及由此暴富的人在占領時期無處不在,像癌瘤一樣威脅著這個國家的經濟。」 通過「隱匿物資醜聞」這類事件,作為戰後日本政治經濟體制的基礎之一的結構性的腐敗,被發掘出來。
這些被人憑藉地位和特權掠奪的物資顯然價值巨大。畢竟,他們本來是為龐大的本土防衛部隊進行長期「決戰」而儲備的物資。同時,在許多情況下,他們還是可以被無限期隱匿的物資。 愛國婦女為協助戰爭捐贈的大量鑽石和其他私人珠寶也在失盜物品之列;從海外帶回的藥品和稀
有的貴金屬鈦也失盜了。調查人員想方設法追蹤到的零星的隱匿物資,為公眾展示了這龐大資財 的九牛一毛。例如,一九四六年四月,在東京灣的近海發現了隱匿海中的銀塊。近一年後,對一
家化工廠的突擊搜查,查獲「十噸萘、二十六噸苛性鈉、四十五噸潤滑油、一百五十噸食用油、 十六噸工業鹽、五十噸鋼管、五十噸鋼筋、三十噸鐵板、四十五台電動機,以及其他各種混雜 的鐵類、紡織品和橡膠製品」。儘管由於缺乏可靠的記錄,無法確切計算被轉移物資的規模和價值,但是據粗略拼湊的估計,一九四七年他們的價值可能已經超過三千億日元。與當年度政府的經常預算中政府支出總額二〇五億日元相比,其數額之巨是顯而易見的。據另一項計算,被掠奪 物資總重量約為三億噸,這當然是粗略估算,但也讓人感性地瞭解到這些物資的實際規模,以及 僅僅轉移和藏匿他們所需的龐大的人員數量。儘管醜聞性質極其惡劣,然而卻沒有什麼主要犯罪人被起訴。
顯然,這些年的經濟混亂和社會困境,絕不僅僅只是這宗大規模的公共財產掠奪案所造成 的。由適應戰爭的產業結構遽然轉變為非軍事經濟,就算是在最好的情形之下,也是一項難以實 現的任務。海外帝國的永久喪失——這不是指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間短暫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幻滅,而是在更深刻意義上指包括朝鮮、臺灣、「滿洲」在内的北中國地區等海外領土的日本帝國體制的永久喪失——意味著日本失去了先前經濟成長必不可缺的資源和市場。帝國的喪失,再加上正當海外貿易和外交關係的斷絕,使事態更加惡化。甚至直到軍事占領末期,日本人才獲准到海外旅行。
此外,在一些重要產業比如煤炭產業方面,日本為常年的階級和種族壓迫付出了慘重代價。到日本投降時,許多最繁重的體力活,尤其是在煤礦,都是由徵募的朝鮮勞工或者中國俘虜承擔。當解放之日來臨,他們全體都從不見天日的地獄中逃了出來。後果之一就是,日本產業重建 所需的基礎能源生產,持續低迷難以恢復。到一九四五年底,當務之急的民眾營養不良問題,在工業領域有了對應的新概念「煤炭饑餓」。在許多重要產業,戰敗後生產能力急轉直下。對於大多數產業而言,至少直到一九五〇年,產量才恢復到三〇年代中期的水準。
所有這一切都加劇了虛脫的狀態。經過長期的戰爭,日本人民已經習慣了被勉勵忍受難以忍受的痛苦。至少,這種激勵傳達出一種明確的意圖:人民被教導要相信他們的國家,他們的文化,相信他們「國體」的危機來自於外國軍隊。但是,被教導在戰後的泥濘中忍受難以忍受的煎熬卻是另一回事,而且議會關於隱匿物資醜聞的報告,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肉體和精神的疲弊會延續這麼長時間。儘管調查委員會得出結論「許多秘密人物暴得大利,他們是培育黑市的溫床,」然而試圖揭露醜聞和追回被掠物資的行動,在每一級政權都被「詭計和合法阻撓聯手挫敗」。至於從掠奪物資醜行中獲益的權勢人物,「他們戴著民主的面具,但事實上卻在黑市上昂首闊步」,在國家長期的經濟混亂中狂歡作樂。
在這樣的狀況下,一種普遍的受害者意識落地生根實不足為怪,使得許多日本人都覺得自己是戰爭的最大受害者。自身的悲慘境遇,遠比帝國軍隊在遙遠的異國對陌生人實施的暴行記錄更直接、更看得見摸得著。在許多政治理想主義者看來,日常生活的窮困,也為民眾廣泛支持進步
性病檢查結果呈陽性。同時,美軍的第八軍,經檢測 70 %的兵員感染了梅毒, 50 %感染了淋病。
當年的四月,主要是為了治療這些性病,美國才初次將製造盤尼西林(青黴素)的專利許可賣給了日本公司。
先前由R.A.A.招募的婦女們被解雇了,沒有得到遣散費,卻得到了一篇豪言壯語的褒獎,大意是她們「為國效勞」,而且是日本女性「純潔的防波堤」,儘管她們自己的純潔除外。 當然,公營賣淫制度的結束,並不意味著賣淫業本身的終結。只是這種買賣進行得更加隱蔽了,而性病仍舊難以控制。雖然如此,這種過渡仍然有其可貴的意義。一張照片珍貴地記錄下了公營賣淫業終結的歷史時刻:在官方認可的傳統藝伎聚集的「浮世」地區的一隅,在外國人專用的慰安設施門外,身著和服的年輕女子們,站在懸掛在牆上的星條旗前,高舉雙臂歡呼「萬歲」以示慶祝。
為回應盟軍司令部禁止公營賣淫業的命令,日本官僚們表現出了罕見的、不同尋常的對人權的細緻尊重。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内務省公然宣佈女性有做妓女的權利,而這一點成了各方達成默契、在指定的「紅線」地帶可以繼續從事賣淫業的公開的理論依據。(指定「紅線」區的說法,來自警方在城市地圖上所做的標記。在藍線標示的地區,賣淫行為是被禁止的。)在此後的歲月裡,大約有五萬五千到七萬名女性,----她們當中許多人是「第三國」出身,在上述區域充當全職或兼職妓女。
「交際花」、「專寵」與叛逆女性
這就是潘潘的時代縮影,她們堅強而脆弱的形象:鮮豔的口紅、指甲油、時髦服裝以及有時
令人羡慕的曼妙身姿。她們成了與城市夜景、戰後的日本記憶場景不可分離的部分。她們留下的照片,是那個時代最憂鬱哀傷和引人遐思的形象:黑暗中斜立的身影,頭上包著圍巾,臂上挎著 手提包,時常點燃或吸著雪茄。她們有許多委婉的稱呼:夜之女、街之女、黑暗之女,但是最常用的還是潘潘。儘管也出現了做美國大兵生意的男妓,但並未引起公眾對他們的注意,他們沒有
贏得大眾的想像。
「潘潘」這個詞的來源模糊,但據說是戰爭時期在南太平洋諸島的美國人用來指代能夠搞到手 的女人。一九四八年出版的一本書中說,從南方地區遣返歸國的日本水兵有時也提到潘潘。在美國大兵中,這個詞激起的反應是嘲笑、憐憫、同情、異國情調和赤裸裸的性衝動。當妓女們以潘潘自居時,他傳達出的是同樣混雜的印象:絕望和凄楚的感覺,正如流行的解釋那樣,還有驕傲
地公然蔑視傳統規範以及對感官享樂的追求。
儘管「有樂町的阿時」痛苦地談起被「社會」輕視的遭遇,她和她的同伴們在大眾的心目中,
仍然看起來大膽和反叛得十分迷人。幽默雜誌《VAN》 的時事評論欄暗示過這一點。 《 VAN》 雜誌向 一系列的名人提問:「什麼是當今日本社會最古老(最封建)的特色?」以及「什麼是最新的(最民)的特
的女性用品,比如口紅和尼龍長襪。
這個「美國」的魅力如何形容都不過分。阿時塗抹得鮮豔的嘴唇和花哨的服裝,不僅是一位妓女的標誌,而且是經歷了戰爭年代枯燥單調的節儉生活之後,美國魔力和時尚秘訣造成的大衝擊的組成部分。潘潘肉慾的形象,是日本人嚮往的好萊塢最近距離的存在。甚至資生堂,戰前具
有上流社會傳統的化妝品業的著名製造商,也沾染了他的傾向。資生堂戰後的第一款新品是一種像口紅形狀的「指甲油」。他在與美國大兵為伍的女性中尤其受歡迎。對於被剝奪化妝、燙髮和漂亮衣服的婦女們來說 (戰時的口號是「奢侈浪費是敵人」),塗抹一點化妝品,即便是一小會兒,也可能是企圖擺脫絕望和疲乏的令人感動 和可以理解的方式。一位女記者回憶說,正當婦女們脫去戰爭年代醜陋的肥大雪袴時,美國人來了,帶來了她們從未見過的長筒尼龍絲襪。她諷刺地評論說,她們的心靈受到了誘惑,據說有些人就是用自己的貞操換回了一雙長筒襪。
捎帶禮物,是占領軍士兵和他們的情人們之間的操作規程。一旦占領軍軍官參與這種個人外交,實施起來就更為慷慨大方。這種交往----既包括性交往,也包括物質交換,其規模數量相當驚人。定期的軍隊換防,持續引進大批新部隊補充二十五萬人的占領軍編制,況且據大家說,在任期内選擇守身如玉的傢伙微乎其微。據估計,占領軍人員花費在「娛樂」方面的幾千萬美金,幾乎半數到了那個年代的阿吉們手上。
當時,潘潘可能是日本西化過程中的一種新現象——「橫向」西化的最明顯的象徵。先前,西化影響對於國家來說是垂直滲透的,幾乎從來都是由精英階層引入。甚至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看起來像是異數的搖擺女郎文化 (lapper culture)的盛行,其「摩登男孩們」和「鮑·克拉拉(Clara Bow)女孩們」,也只在閒適的資產階級圈子裡大行其道,而普通人相對未受影響。下層的潘潘,則展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現象——「從邊緣開始的」流行西化傾向。無論是從實質上、還是從象徵意味來講,這些堅韌的、生氣勃勃的年輕姑娘,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接近美國。作為享樂主義的、物質主義的、美式消費文化的先驅,沒有人能夠逾越她們。
連接勝利者和戰敗者之間的無處不在的性關係,對美國人瞭解戰敗國和他的人民產生了深遠 的影響。對占領軍中的一些人來說,當地的婦女只是被當作性慾物件而已。這種典型的殖民態
度,導致了一起臭名昭著的事件:一輛市郊通勤火車上,所有的日本女性都被美國軍警扣留,並
被強制送去進行性病體檢。一句話,每個日本婦女都是潛在的妓女。 更令人震驚的是,戰敗國家本身也在蜂擁而來的美國人的頭腦中女性化了。突然之間,敵人被變形了,從一個殘忍野蠻的民族,弱化成了易於操縱和以備享用的可接受的外來民族。此種享用是顯而易見的,潘潘就是其化身。昨日日本還是一個險惡、強大的威脅,幾乎眨眼之間就被變形成為一個白人勝利者可以強 加意志於其上的百依百順的女性胴體。同時,占領軍和日本女性之間的「親善」,無論是否賣淫關係,在某些情況下,也成了種族間的喜愛、相互尊重甚至是愛的起點。這也是一種象徵。對各方而言,無論是如何參與其中的,這都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文化事件。
黑市創業者
再也沒有絕對神聖的事了,而且每件事看來都相互聯繫在一起。那年月有句風涼話說:女人 做潘潘,男人做黑市搬運工。「黑市」和「黑暗之女」這兩個詞的共同之處是,都有一個「黑」字, 黑暗的「黑」。一本在戰時宣傳得力,文章和插圖才華出眾的幽默雜誌《漫畫》,以一幅漫畫捕捉 到了這兩個世界之間的關聯:一位身穿舊軍服,滿臉髭須的大塊頭惡漢,正在向一位戰戰兢兢的市民搭訕。為他設計的問話是模仿那首關於上野車站貧窮妓女的感傷歌曲:「誰讓我成了這樣的 男人?
然而,在這兩個黑暗世界之間確實有天壤之別。潘潘的王國是高度美國化的,反之黑市, 即使美國大兵在其間出入閒逛,也始終完全是屬於日本人。他那來源於黑社會匪幫獨特的行業黑話,與潘潘們的洋涇濱英語,形成了鮮明對照。例如,在大阪的黑市租一個攤位需要交「場地費」,日語叫「シ∃バ代」。這是黑市隱語將「場所」二字顛倒過來的說法。潘潘的世界基本上是性欲的,只是偶爾摻雜暴力,而黑市幾乎永遠是弱肉強食。男人們攜帶槍支,遊戲規則被強制執行。沒有人會因為顧客長得英俊或者可憐、絕望,甚至餓得要死而白給東西。黑市裡沒有多愁善感的餘地。這些違法行為,常常以面目柔和的委婉說法進行偽裝,不只有「自由市場」的叫法,還 有可愛的「露天市場」或「青空市場」的說法。但是無論怎樣掩飾,說到底,黑市仍然是一個心腸冷硬、交易無情的場所。
儘管一般人會低估賣春業所占的經濟地位,但是沒有人不清楚黑市無與倫比的經濟作用。對於許多日本人而言,黑市才是現實的經濟。黑市幾乎與日本投降同時出現。事實上,天皇玉音放送前一星期,《朝日新聞》就曾發表一封來信,以嚴厲的雙關語警告說:逼近的敵人將設法利用 「黑暗」,也就是說,利用黑暗的賣淫業和黑市。 八月十八日,戰後的黑市迎來了盛大的「開業慶典」。東京的主要報紙刊載了巨幅廣告《致轉型工廠和企業家的緊急通告》,廣告許諾以「適 當的價格」進行銷售,邀請人們攜帶生產的樣品與廣告發佈者關東尾津組聯絡。
小工廠主們蜂擁來到尾津組在新宿的事務所,因為戰爭結束後,他們再也無法靠轉包軍事訂
些交易複雜和不穩定的例證。松田組的勢力始於「恩主」(這是沿用封建時代的說法)松田義一組織小商販們 在新橋站周圍集散貨物並開設店鋪之際。有東京都政府和當地員警做後盾,松田開始承擔批准商販交費營業的職責,以及提供實際的服務,如照明、提供衛生設備和垃圾收集等。他更多依靠自己的幫派成員而不是警方來維持秩序。
到一九四六年初,新橋市場一直有十分合理的結構,名義上處於警方的監管之下,通過一個名為「東京露店商同業組合」的協會進行運作。營業執照須由當地員警署簽發,而且通常專門供給 符合以下條件的各色人等:戰爭負傷者、戰死者遺屬、殘疾人士、原先的露天商販,以及戰爭中失去店鋪的零售商。新橋市場大約 80 %的商販,是以此方式登記在冊的。然而據說在東京其他地方,約有80%的營業者從未進行登記。
市場兼有合法與非法的進貨 管道:有來自田舍的農產品,有來自漁村的海產品,還有來自舊時軍隊的儲備品。許多美國貨也流入黑市,往往是由潘潘從客人那兒得來的。商販們也跟占領軍人員做些私下交易。上野的黑市甚至特辟了一條「美國橫丁」,專門買賣這種貨物。很快,經紀人的等級制度也出現了:最上層的 經銷商經手數百萬日元的貨物,通過兩到三級的批發商,轉到「卸屋」(批發屋)手中,由「卸屋」直接 將貨物交付商販。在這個階梯的每一層,獲利20%到30%是正常的。前期的某些市場上心狠手辣的經營者,每天賺的錢可能達到八千日元。甚至有時被稱作「花生豆」的最普通的小販——這顯 然是嘲弄他們像賣花生小販一樣的卑賤地位,每天也能賺到五十日元。在新橋市場,松田組通常 依靠一百五十名手下來維持秩序、收保護費之類。他們得意於被受管轄者按舊時的規矩稱為「大哥」,並掙得他們每月的收入六百到一千日元。除黑市買賣之外,松田組還插手建築業,並為占領軍配備和監管日常所需的人手。
黑市交易伴隨著猛烈的競爭。一九四六年六月,在「新橋新生活市場」建設計畫大力宣傳兩個
月後,松田組的老闆松田義一被某位原幫派成員刺殺身亡。更有甚者,由於種族關係緊張,爭奪地盤的鬥爭加劇惡化。像賣春業一樣,黑市也有一大批「第三國人」的代表,他們沒有選擇遣返歸 國而是留在了日本。組織精良的朝鮮幫和臺灣幫與日本黑幫同台競爭。七月,這些蓄勢已久的矛盾終於爆發為大規模的暴力事件。
一場涉及數百名臺灣商販和上千名松田組暴徒的暴亂,波及相鄰的涉谷區,升級為在涉谷員警署附近的槍戰,導致七名臺灣人死亡,三十四人受傷。員警一人身亡,一人重傷。
「澀谷事件」引起了多方面的反響。員警和臺灣人、朝鮮人社團之間早已存在的敵對情緒摩擦
加劇。社會針對「第三國人」的偏見加深。公眾對黑市弊端和犯罪率增加的許多憤怒,開始指向非日裔的亞洲人身上。另外,員警在控制黑市方面的無能也暴露出來,使警方受到公眾的嘲笑,引發了員警隊伍士氣的低落。儘管占領軍當局在此事件後試圖加強對黑市的管制,但是他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無效的。
警方在黑市問題上的表現的確差勁。如果不是徹底的腐敗,至少也是貪污受賄;即使不是完全的無能,至少也是被折磨得焦頭爛額。一個老套的傳聞小故事 --- 被偷的外套案件,巧妙地反映了這種狀況:大阪市政廳的一間辦公室裡有人大衣被偷了。大衣的主人當時一發現情況,就憑正確的直覺直奔當地的黑市。兩個小時後他在那裡發現了自己的外套,售價三千五百日元。他招來了兩位警探,警探們建議他自己跟黑市老闆交涉。於是他只好跟賣自己外套的商販討價還價, 商販神態自若地以五百日元的價格將外套賣給了他的主人。當時外套的主人作為市政府的職員, 其基本工資每月只有七百日元。
這種自上而下的體制腐敗,很難培養人們對政治的信任感,也不可能使人們對黑市之外的 「民主化」進程產生信心。此外,「自由市場」這種公然的弱肉強食的本質,對於日本民眾來說, 具有某種類似於休克療法的效果。日本民眾向來被教導相信:作為一個民族和文化,他們具有獨特的「家族」意識,這種意識讓他們相互扶持,牢牢團結在一起。作為一名作家,坂口安吾當日評述說,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實在令人感到不尋常。僅僅在數月前還樂於為國捐軀的人,按照戰爭年代的教條說法,打算櫻花般純潔、優美地凋謝的人,現在正無情地欺詐自己的同胞。
後來,一些黑市上的小商販也承認了這一點。正如原來的士兵,無論何時何地回顧起自己見證的恐怖場景或者犯下的暴行,總是滿懷敬畏,就像是在說別人的事情。後來做了新聞記者的古澤公太郎,回想起當戰爭結束,他和他的同學們在臨別之際,充滿理想主義地發誓要為重建祖國努力工作。而半年多的時間,他真正所做的只是掠奪弱者。疲憊的母親領著啼哭的孩子,來找 他出賣一件珍貴的和服,而他就會以蟲蛀破舊為藉口殺價。他甚至對自己的一位親戚也這麼做過,儘管他知道親戚家被炸毀了,而且母親臥病在床。「大和民族」的團結無所謂,親屬關係無所謂,政治也無所謂。坂口回憶說,「天皇放棄神聖地位,占領軍發佈自由、民主方針,所有這一切看起來,跟黑市上聚集的那些黑暗的面孔都毫不相關。」
在這種情形之下,許多男人和女人都飲酒過量,正如許多妓女將掙來的錢浪費在墮落享樂上一樣。大阪黑市的一位膽小的商販辛辣地述說:「我討價還價地進貨,然後討價還價地賣掉他們。為了麻痹良心和鼓起勇氣,我們許多商人在做生意的時候都喝粕取燒酒。對我來說,因為膽怯懦,每天都很艱難,而且受盡了傷害。」一位不那麼懦弱的商販,回憶起一天掙到工人一個月的平均工資時的興奮。沒有人想著為將來儲蓄。畢竟,根本就沒有明確的未來,有的只是無盡的通貨膨脹。因此,從每天掙來的錢中留出夠明天做生意的錢,他和他的夥伴們就會將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