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34年(1945) 美國戰爭新聞處檀香山支局 No.2051〈民為貴 社稷次之 君為輕〉對日心戰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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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U.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Honolulu Branch No. 2051 Japanese-Language Psychological Warfare Leaflet, “The People Are Most Important; the State Comes Next; the Ruler Is Least Important”
民國34年(1945) 美國戰爭新聞處檀香山支局 No.2051〈民為貴 社稷次之 君為輕〉對日心戰傳單《Black Water Museum Collections | 黑水博物館館藏》
1.基本資料
文物名稱：民國34年(1945) 美國戰爭新聞處檀香山支局 No.2051〈民為貴 社稷次之 君為輕〉對日心戰傳單
英文名稱：1945 U.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Honolulu Branch No. 2051 Japanese-Language Psychological Warfare Leaflet, “The People Are Most Important; the State Comes Next; the Ruler Is Least Important”
發行日期：民國34年(1945)
文物作者：美國戰爭新聞處檀香山支局編製；正面書法署名「林覺成」
發行單位：美國戰爭新聞處檀香山支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Honolulu Branch）
發行地點：美國夏威夷領地檀香山(Honolulu, Territory of Hawaii,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文物形式：雙面印刷紙質對日心戰傳單，編號 No.2051
館藏單位：黑水博物館(Black Water Museum)
2.內容說明
本件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戰爭新聞處檀香山支局針對日本帝國軍民製作的日文心戰傳單，識別編號為「No.2051」。
早稻田大學20世紀媒體研究所「戰時宣傳傳單資料庫」收錄識別編號2051的傳單著錄，整理編號787，製作組織標示為「C」；該資料庫說明，「C」代表美國戰爭新聞處檀香山支局。
(一)正面
正面模擬日本所沿用的中式傳統掛軸形式，外框印有織物紋飾，上下兩端作軸木形狀，中央留白，以毛筆書寫：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左下署：
「林覺成」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出自《孟子．盡心下》。本件將這句漢文以書法及掛軸形式呈現，再於背面以日文說明人民、國家與戰爭之間的關係。
(二)背面
背面為直排日文，漢字附有振假名，左下角印有識別編號：
「No. 2051」
正文全文如下：
「明治文化全集第五巻一八九頁に吉野作造氏は次の樣に書いて居る。
『國は全く民に因て出來たものぢや。その證據には昔から王なくても民あれば國は出來ることなれども王ありても民なくては國のある處なく、又全く民がなければ初より王など云へるものはない。それで尚書にも民唯邦本と云ひ、又帝範にも民者邦之先とありて、そのうへ孟子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と云つた……皆、民が本で國は民に因て出來たものとの事でございます。』
民を失くすれば國は滅びる。日本國民の本分はこの勝てない戰爭に結末をつけて國を救ふにある。」
中文翻譯：
「《明治文化全集》第五卷第一八九頁中，吉野作造先生如下寫道：
『國家完全是由人民所形成的。證據就是，自古以來，即使沒有國王，只要有人民，國家仍可成立；反之，即使有國王，若沒有人民，也就不能成其為國。況且，如果根本沒有人民，從一開始也就不會有所謂的國王。
因此，《尚書》中也說「民唯邦本」，《帝範》中也有「民者邦之先」，此外《孟子》也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都說明，人民才是根本，國家是因人民而形成的。』
失去人民，國家就會滅亡。日本國民應盡的本分，就是結束這場無法獲勝的戰爭，拯救國家。」
早稻田大學20世紀媒體研究所「戰時宣傳傳單資料庫」所錄No.2051，其正面文字及「林覺成」署名轉錄與本館藏品相符；背面正文亦與本館藏品相符，惟資料庫將原件「帝範」抄錄為「常範」。
3.內容考證
(一)No.2051的製作單位
早稻田大學20世紀媒體研究所「戰時宣傳傳單資料庫」對No.2051的著錄為：
整理編號：787識別編號：2051見出し：明治文化全集第五巻一八九頁に作成組織：C使用言語：日本語紙の色：白写真：なし
該資料庫將盟軍心戰傳單依製作組織分類，其中明確說明：
「Cは米国戦時情報局（OWI）ホノルル支局作成」
即「C」代表美國戰爭新聞處檀香山支局製作。
No.2051的「作成組織」標示為「C」，因此本件製作單位可確認為美國戰爭新聞處檀香山支局。
民國33年(1944)4月，檀香山OWI開始全面針對日本帝國進行宣傳活動，製作日文心戰傳單，供美軍向日本帝國本土及其占領地區投放。
(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正面所書：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出自《孟子．盡心下》。
「社」為土地之神，「稷」為穀物之神，古代以祭祀社稷象徵國家政權，因此「社稷」後來亦成為國家的代稱。
孟子將三者依重要程度排列為人民、社稷、君主，強調人民是國家存在的根本。
No.2051以這十字作為正面主題，再於背面引用明治時期日本帝國的自由民權思想，將《孟子》的政治思想轉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針對日本國民的心戰訊息。
(三)中式傳統掛軸形式的視覺設計
No.2051正面模擬日本所沿用的中式傳統掛軸形式。
外框印有織物紋飾，上下作軸木形狀，中央大片留白，以毛筆書寫《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形成日本帝國讀者熟悉的漢文書法掛軸構圖。
其視覺與文字由三個部分構成：
一、《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二、日本所沿用的中式傳統掛軸及毛筆書法形式。
三、背面《明治文化全集》所收自由民權思想，以及要求日本國民結束戰爭的文字。
正面的中國古典政治思想與背面的日本帝國明治自由民權文獻相互銜接，再共同導向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結束戰爭、拯救國家」的心戰訴求。
(四)本館所藏《明治文化全集》與第五卷第189頁
黑水博物館藏有《明治文化全集》第1至24卷及別卷《明治事物起原》。
本件No.2051背面所指的「明治文化全集第五巻一八九頁」，即位於本館所藏第五卷《自由民權篇》。
本館所藏第五卷版權頁記載：
昭和2年(民國16年.1927)11月15日印刷昭和2年(民國16年.1927)11月20日發行昭和3年(民國17年.1928)7月15日第二版編輯擔當代表者：吉野作造發行者：鈴木利貞印刷者：君島潔發行所：日本評論社
該卷目錄明列：
「民權自由論 植木枝盛著（明治十二年）」
第189頁頁眉亦標示「民權自由論」。
第189頁正文可直接見到No.2051所節錄的：
「國は全く民に因て出來たものぢや」
「民唯邦本」
「民者邦之先」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以及：
「皆、民が本で國は民に因て出來たものとの事でございます。」
因此，本館所藏《明治文化全集》第五卷第189頁，可以與No.2051背面文字直接對讀，確認其取材來源。
(五)吉野作造與植木枝盛《民權自由論》
本件背面寫道：
「明治文化全集第五巻一八九頁に吉野作造氏は次の樣に書いて居る。」
本館所藏《明治文化全集》第五卷版權頁記載，吉野作造為「編輯擔當代表者」；該卷目錄則明列：
「民權自由論 植木枝盛著（明治十二年）」
第189頁位於植木枝盛《民權自由論》正文，其中所載「國は全く民に因て出來たものぢや」、「民唯邦本」、「民者邦之先」、「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文字，均為No.2051所節錄的內容。
因此，本件傳單以《明治文化全集》編輯擔當代表者吉野作造之名，引介第五卷第189頁所收植木枝盛《民權自由論》的內容。
(六)植木枝盛與明治自由民權運動
植木枝盛（安政4年(咸豐7年.1857)－明治25年(光緒18年.1892)），出生於土佐高知，是日本帝國明治時期自由民權運動的重要思想家、政治活動家與政治人物。
明治7年(同治13年.1874)，植木枝盛聽取板垣退助演說後開始關心政治，逐漸投入自由民權運動。
明治9年(光緒2年.1876)，植木枝盛因在《郵便報知新聞》發表〈猿人政府〉而遭監禁。
〈猿人政府〉題名讀作「ひとをさるにするせいふ」，意即「把人變成猴子的政府」，以此抨擊明治專制政府。這個題名本身便極具諷刺意味：當政府壓制人民的自由與權利，人民也就被剝奪了作為自主政治主體的地位。
明治12年(光緒5年.1879)，植木枝盛撰寫《民權自由論》，論述人民、國家及君主之間的關係，主張國家建立於人民之上。
他在文中援引《尚書》、《帝範》及《孟子》，寫作：
「民唯邦本」
「民者邦之先」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用以說明人民才是國家存在的根本。
其中「民唯邦本」與「民者邦之先」為植木枝盛《民權自由論》中的引述文字；《尚書．五子之歌》原文作「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帝範．君體第一》原文則作「夫人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
明治14年(光緒7年.1881)，植木枝盛又起草《日本國國憲按》。這份私擬憲法廣泛討論人民權利與政府權力的界線，其中包括法律上的平等、生命與身體自由、思想、信教、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遷徙與學問等自由，並提出人民抵抗權等在當時極具前進性的政治思想。
明治23年(光緒16年.1890)，日本帝國舉行第一屆眾議院議員選舉，植木枝盛當選高知縣第三區眾議院議員。
從明治9年(光緒2年.1876)的〈猿人政府〉、明治12年(光緒5年.1879)的《民權自由論》，到明治14年(光緒7年.1881)的《日本國國憲按》，植木枝盛的思想具有清楚的連續性：人民的自由與權利，才是國家的根本。
植木枝盛的存在說明，早在日本帝國形成初期，其社會內部已經有人提出人民權利、政府權力限制及自由憲政等思想。
然而，思想的出現並不等於制度與整個社會已經隨之進步。
彌格爾．目空曾寫道：
「拿手機的猴子還是一隻猴子，得博士學位的猴子也是猴子，來英國考察的猴子回去還是隻猴子。猴子專心搬磚頭！」
會說文化，跟真正懂得文化，是兩件事；擁有知識、學歷與見聞，也不等於真正理解文明的內涵。科技、學歷與海外經驗可以增加一個人的知識與工具，卻不會自動改變他的思想。
同樣地，一個國家即使擁有先進科技、現代教育、法律制度與官僚組織，也不代表其政治文化已經真正理解並尊重人民的自由與權利。
明治時期的日本帝國正是一個鮮明例子。日本帝國一方面大量吸收西方科技、軍事、教育、法律與國家制度，另一方面也曾出現植木枝盛這類大力鼓吹民權、自由與限制國家權力的思想家；然而這些先進思想並沒有因此自然成為日本帝國的根本政治制度。
(七)從自由民權思想到日本帝國滅亡與戰後憲政
明治22年(光緒15年.1889)公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仍以天皇統治權為國家制度的核心。
雖然其中亦規定臣民的居住、信教、言論、著作、出版、集會及結社等權利，但這些權利大多置於「法律範圍內」或法律保留之下，與植木枝盛將人民權利置於政治制度核心的構想仍有明顯差異。
此後日本帝國雖經歷大正民主及政黨政治，但最終仍走向國家總動員、軍事擴張與對外侵略。
從侵略中華民國，到太平洋戰爭中與美國、英國及其他盟國全面作戰，日本帝國不斷擴大一場國力與資源均難以長期負擔的戰爭。
不自量力地持續對外侵略與擴大戰爭，最終帶來的正是日本帝國自身的戰敗與滅亡。
民國34年(1945)，日本帝國戰敗。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日本帝國滅亡前夕，美國戰爭新聞處No.2051重新將植木枝盛六十多年前的《民權自由論》送回日本國民面前：
「國は全く民に因て出來たものぢや。」
國家完全是由人民所形成的。
並在最後警告：
「民を失くすれば國は滅びる。」
「失去人民，國家就會滅亡。」
這使No.2051具有一層特殊的歷史反差：植木枝盛早在明治初期已經提出人民才是國家根本的思想，但日本帝國並未依照這條道路完成政治制度的轉變，最後反而走向對外侵略、全面戰爭與帝國滅亡。
日本帝國戰敗後，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國陸海軍依降伏條件置於盟軍最高司令官管理之下。民國34年(1945)9月，美國政府對麥克阿瑟所下達的占領權限指令，明定盟軍最高司令官對日本占領具有最高權力；占領雖原則上透過日本政府實施，但日本政府並不是與GHQ具有對等權力的政治主體。國立國會圖書館對該指令的說明指出，日本國與盟軍之間並非建立在契約關係之上，而是以日本帝國無條件投降為基礎，麥克阿瑟並在日本占領事務上取得廣泛而最高的權力。
民國34年(1945)10月，GHQ開始要求日本國進行民主化與憲政改革。日本政府成立憲法問題調查委員會，即松本委員會，試圖在《大日本帝國憲法》原有架構內進行修改。
民國35年(1946)2月8日，日本政府向GHQ提出《憲法改正要綱》。
2月13日，GHQ拒絕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方案，並直接向日本政府交付由GHQ民政局起草、經麥克阿瑟批准的憲法草案。
這是戰後日本國憲政改革的決定性轉折。
GHQ草案並非日本政府原有修憲方案的延伸。民國35年(1946)2月3日，麥克阿瑟先提出憲法改正的三項基本原則，命令GHQ民政局據此起草新憲法。民政局自2月4日起進行起草工作，2月10日將原案送交麥克阿瑟，經修改與調整後，2月12日完成GHQ草案，再於翌日正式交給日本政府。
換言之，戰後新憲法最重要的基本架構，是在日本政府原有方案遭到否決後，由麥克阿瑟下令、GHQ民政局直接起草，再要求日本政府接受的。這也是GHQ草案通常被稱為「麥克阿瑟草案」的原因。尤其戰爭放棄等重要原則，更可直接追溯至民國35年(1946)2月3日的「麥克阿瑟筆記」。
2月18日，日本政府仍試圖向GHQ補充說明原有方案，但再度遭到拒絕；GHQ並要求日本方面在限定時間內對GHQ草案作出答覆。2月21日，幣原喜重郎首相親自與麥克阿瑟會談確認GHQ立場。
2月22日，日本政府內閣決定接受以GHQ草案為基本重新起草憲法。
同日下午，松本烝治、吉田茂及白洲次郎前往GHQ，詢問GHQ草案究竟有哪些部分可以修改。惠特尼方面的答覆十分明確：GHQ草案是一個整體，文字措辭可以調整，但其中的基本原則不得變更。
因此，在新憲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則上，日本政府並沒有與GHQ對等的決定權，也沒有獨立拒絕或改變GHQ所設定基本原則的實質權力。
日本方面其後確實參與日文翻譯、重新起草、內閣決議、樞密院審議及帝國議會審議，也在具體條文文字上進行修改；但這些程序是在接受GHQ草案基本框架、且不得變更其基本原則的條件下進行。
民國35年(1946)3月，日本政府依GHQ草案起草日本方面的方案，並與GHQ反覆協議。3月6日，日本政府公布《憲法改正草案要綱》；4月17日再公布口語體《憲法改正草案》。
民國35年(1946)6月20日，憲法修正案提交第90屆帝國議會。
其制定程序形式上仍依《大日本帝國憲法》第73條的修憲程序進行，並經眾議院、貴族院審議及修正；然而，新憲法的基本方向與核心原則，早已在GHQ否決日本政府原有方案、提出GHQ草案，並明確拒絕日本方面改變其基本原則後確立。
民國35年(1946)11月3日，《日本國憲法》公布；民國36年(1947)5月3日正式施行。
新憲法將人民主權、基本人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思想與良心自由、信教自由、言論及表現自由等原則納入日本國最高法規。
因此，今日日本國憲政制度中的人民主權與基本人權，不能簡單描述成日本帝國原有政治制度自然演進的結果。
植木枝盛早在明治12年(光緒5年.1879)已經提出《民權自由論》，日本帝國明治時期也曾存在自由民權運動及各種民間憲法草案，但日本帝國並沒有因此建立以人民主權及完整基本人權保障為核心的政治制度。
直到民國34年(1945)日本帝國戰敗，原有帝國政治秩序在盟軍占領下遭到根本改造；其後由麥克阿瑟掌握日本占領最高權力，GHQ拒絕日本政府原有修憲方案，由麥克阿瑟下令民政局直接起草GHQ草案，再明確要求日本政府不得改變其中的基本原則，人民主權與基本人權才進一步成為戰後日本國憲政制度的核心。
從這個意義而言，後來公布的《日本國憲法》雖然正式名稱並不是「麥克阿瑟憲法」，最終條文也經日本政府及帝國議會進行文字修改，但其決定性的原始框架來自麥克阿瑟下令起草的GHQ草案，且基本原則不得由日本政府自行變更。稱其憲政來源具有明確的「麥克阿瑟草案」性質，有完整的歷史文件可以證明。
從植木枝盛《民權自由論》到民國34年(1945)No.2051，再到民國35年(1946)《日本國憲法》的制定，形成了一條極具反差的歷史軸線：
日本帝國早已有主張自由與民權的思想家，卻沒有因此阻止帝國走向專制、侵略與戰敗；直到日本帝國滅亡，在麥克阿瑟具有最高占領權力、GHQ主導憲政改革並掌握新憲法基本原則決定權的條件下，人民主權與基本人權才真正被制度化為戰後日本國的最高法律原則。
(八)「結束這場無法獲勝的戰爭」
No.2051最後寫道：
「民を失くすれば國は滅びる。」
「日本國民の本分はこの勝てない戰爭に結末をつけて國を救ふにある。」
即：
「失去人民，國家就會滅亡。」
「日本國民應盡的本分，就是結束這場無法獲勝的戰爭，拯救國家。」
這兩句是整張傳單的核心宣傳訊息。
前文先以《孟子》及《明治文化全集》所收《民權自由論》建立「人民是國家根本」的論述，再將其導向當時的戰爭現況：如果持續戰爭造成人民損失，最終受損的仍是國家；因此，結束戰爭被重新定義為「救國」。
更重要的是，這段話直接把「結束戰爭」的責任指向「日本國民」。
傳單將日本國民視為國家的政治主體，要求國民對國家是否繼續戰爭負起責任。
(九)日本國民與帝國戰爭責任
No.2051以「日本國民の本分」為結論，要求日本國民結束戰爭、拯救國家。
這種將日本國民視為戰爭政治主體的論述，與廣島原子彈任務科學觀察員安格紐博士（Harold M. Agnew）戰後對日本帝國軍民戰爭責任的說法形成呼應。
黑水博物館另篇〈正義一擊，原子彈與邪惡神話帝國滅亡的真相－二戰老兵國會證言〉引述安格紐博士：
「日本帝國之下，無論軍民均為共犯，沒有無辜之人，勿忘珍珠港。」
No.2051是在戰爭尚未結束時要求日本國民負起停止戰爭、保存國家的責任；安格紐則在戰後回顧日本帝國對外侵略、珍珠港事件及原子彈轟炸時，強調日本帝國軍民與帝國戰爭之間的責任關係。
兩者共同將日本國民納入日本帝國戰爭責任的討論。
(十)發行年代
本件發行日期為民國34年(1945)。
傳單內容直接稱當時戰爭為：
「この勝てない戰爭」
即「這場無法獲勝的戰爭」，並要求日本國民結束戰爭、拯救國家，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階段美國對日本帝國本土心戰的宣傳背景。
史密森尼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博物館將OWI對日傳單No.2001、2010、2031、2094、2097、2101等定為約民國34年(1945)中期；No.2051編號位於此一序列之中，亦可作為本件年代的旁證。
民國33年(1944)4月，檀香山OWI開始全面針對日本帝國進行宣傳活動；至民國34年(1945)中期，又在塞班島建立辦公室及印刷設施，使傳單能在更接近日本帝國本土的基地生產，再交由美國陸軍航空隊第二十一轟炸機司令部的B-29等航空兵力投放。
4.發行單位沿革
美國戰爭新聞處（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於民國31年(1942)6月13日，依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簽署的第9182號行政命令成立。
OWI整合美國政府原有的戰時資訊及宣傳機構，負責向美國國內與海外傳播戰況、美國政府政策及戰爭目標。其使用媒介包括新聞、出版物、廣播、電影、照片、海報及心戰傳單。
在海外戰區，OWI亦負責針對敵國軍民進行心戰宣傳。
民國33年(1944)4月起，檀香山OWI開始全面針對日本帝國進行宣傳活動，設計及印製日文心戰傳單，供美軍飛機向日本帝國本土及日本帝國占領地區投放。
早稻田大學20世紀媒體研究所所整理的戰時宣傳傳單資料中，以「C」代表美國戰爭新聞處檀香山支局，本件No.2051即被列入此類。
隨著美軍取得馬里亞納群島基地，至民國34年(1945)中期，OWI在塞班島建立辦公及印刷設施，使傳單可以在更靠近日本帝國本土的地點大量生產，再交由美國陸軍航空隊第二十一轟炸機司令部等作戰單位執行投放。
民國34年(1945)8月31日，美國總統哈瑞．杜魯門（Harry S. Truman）簽署第9608號行政命令，開始終止美國戰爭新聞處，部分海外資訊職能移交美國國務院。
第9608號行政命令規定，OWI剩餘職能於民國34年(1945)9月15日停止，機構及處長辦公室則於同年12月31日完成撤銷。
5.藏品價值
(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對日心戰史料
本件No.2051為美國戰爭新聞處檀香山支局製作的對日心戰傳單，具有明確的識別編號及製作單位。
傳單直接以日本國民為宣傳對象，並以「結束這場無法獲勝的戰爭，拯救國家」作為最終訴求，是研究民國34年(1945)美國對日心戰內容與宣傳策略的第一手史料。
(二)中式傳統掛軸與漢文書法的心戰運用
本件正面模擬日本所沿用的中式傳統掛軸形式，以毛筆書寫《孟子》：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再於背面引入《明治文化全集》所收自由民權思想，形成由中國古典政治思想、日本帝國明治思想文獻，再轉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心戰訴求的完整設計。
本件具體呈現美國戰爭新聞處如何利用日本帝國既有的漢學、書法、掛軸及出版文化，製作針對日本國民的心戰宣傳。
(三)中國古典思想、明治自由民權思想與戰時宣傳的轉用
本件正面引用《孟子》，背面再引用植木枝盛《民權自由論》中援引《尚書》、《帝範》及《孟子》的內容。
這些思想原本用於討論人民、國家與君主之間的關係，到了民國34年(1945)，又被美國戰爭新聞處重新選取，轉化為要求日本國民結束戰爭的心戰材料。
因此，本件保存了中國古典民本思想、日本帝國明治自由民權思想，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對日心戰之間的思想傳播與再利用過程。
(四)與本館《明治文化全集》形成完整文物證據鏈
黑水博物館藏有《明治文化全集》第1至24卷及別卷《明治事物起原》。
No.2051背面明確標示資料來源：
「明治文化全集第五巻一八九頁」
而本館所藏第五卷《自由民權篇》第189頁所載植木枝盛《民權自由論》文字，可以與No.2051背面的引文逐句對讀。
兩件館藏因此形成：
植木枝盛明治12年(光緒5年.1879)《民權自由論》
↓
日本評論社《明治文化全集》第五卷《自由民權篇》第189頁
↓
美國戰爭新聞處取材及重新編排
↓
民國34年(1945) No.2051〈民為貴 社稷次之 君為輕〉對日心戰傳單
的完整文物證據鏈。
本館同時保存被引用的《明治文化全集》及引用該書內容製成的心戰傳單，可直接展示美國戰爭新聞處如何從日本帝國明治時期思想文獻中選取材料，再轉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對日宣傳。
(五)美國戰爭新聞處的實際取材與編輯方式
No.2051明確指出《明治文化全集》第五卷第189頁，再以該全集編輯擔當代表者吉野作造之名引介其中內容。
本館所藏《明治文化全集》可進一步確認，第189頁屬植木枝盛《民權自由論》。
因此，本件可以直接觀察美國戰爭新聞處如何從日本帝國既有出版物選取資料、節錄內容，再將明治時期的自由民權思想重新編排為民國34年(1945)的戰時心戰訊息。
(六)從自由民權思想到戰後憲政的歷史價值
植木枝盛早在明治12年(光緒5年.1879)即提出人民是國家根本的《民權自由論》，並於明治14年(光緒7年.1881)進一步提出保障人民自由與限制政府權力的憲法構想。
然而，先進思想的存在並沒有使整個日本帝國自動完成相同程度的政治進步。
日本帝國在大量吸收西方科技、教育、軍事及法律制度的同時，仍走向國家總動員、軍事擴張與對外侵略。不自量力地持續擴大戰爭，最終帶來日本帝國本身的戰敗與滅亡。
民國34年(1945)日本帝國戰敗後，在GHQ主導的占領改革及日本國戰後政治重建之下，人民主權與基本人權才進一步成為《日本國憲法》的核心原則。
因此，本件所引用的植木枝盛，不只代表日本帝國早期自由民權思想，也反映思想、制度與社會進步之間並不存在自動的因果關係。自由與人權必須經過政治運動、制度改革及社會觀念的長期轉變，才能真正成為國家制度的一部分。
(七)日本國民與帝國戰爭責任的史料價值
No.2051直接向「日本國民」提出：
「日本國民應盡的本分，就是結束這場無法獲勝的戰爭，拯救國家。」
傳單將日本國民視為具有終止戰爭責任的政治主體，而不是把日本帝國的戰爭完全歸於軍部或政府。
這與安格紐博士戰後所說：
「日本帝國之下，無論軍民均為共犯，沒有無辜之人，勿忘珍珠港。」
形成呼應。
No.2051是在戰爭尚未結束時要求日本國民負起停止戰爭、保存國家的責任；安格紐則在戰後回顧日本帝國對外侵略、珍珠港事件及原子彈轟炸時，強調日本帝國軍民與帝國戰爭之間的責任關係。
因此，本件亦是研究日本國民在日本帝國戰爭中的角色、盟軍對日本帝國戰爭責任的理解，以及戰後珍珠港與原子彈記憶的重要史料。
(八)研究與展示價值
本件具有「No.2051」識別編號、林覺成書法署名及完整正反面文字，並可與早稻田大學20世紀媒體研究所的No.2051文字著錄，以及本館所藏《明治文化全集》第五卷第189頁相互比對。
本件因此同時涉及《孟子》思想、植木枝盛、日本帝國明治自由民權運動、《明治文化全集》、美國戰爭新聞處、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心戰、日本帝國對外侵略、戰後日本國憲政改革及日本國民與帝國戰爭責任等研究主題，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與展示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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