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 (ラスト・バタリオン 蒋介石と日本軍人たち)
作者： 野島剛
原文作者： Nojima Tsuyoshi
譯者： 蘆荻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5/01/08
語言：正體中文
ISBN：9789570845075
規格：平裝 / 424頁 / 25k正 / 14.8 x 21 x 2.12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出版地：台灣
內容簡介
日本帝國最後的軍人，竟然是台灣現代國防的起點？ 繼《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謎樣的清明上河圖》後， 日本知名新聞工作者野島剛從《蔣介石日記》出發， 走訪白團成員及其家屬，取得大量從未曝光的日記與自傳， 親眼目睹台灣國防大學祕藏數十年的白團書庫最高機密檔案， 耗時七年書寫時間，揭開蔣介石與日本關係、與白團的神祕面貌！ 學習與克服──蔣介石的一生，反映出近現代中國與日本的糾葛 蔣介石的一生，可以說是與日本有著切也切不斷的「緣分」。這並不只限定於蔣介石個人，而是生在那個動盪時代的中國人不管願不願意，都無法不去面對時時刻刻來自鄰國日本的「時代的邀請」。 沒有人可以否認，現代中國的歷史，可說是與蔣介石個人的命運緊緊相繫的。另一方面，從蔣介石的一生起伏，特別可以清楚看出當時日本與中國關係的投射；因此，研究蔣介石與日本的關係，就等於是探索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關係。 學習日本、利用日本、最後克服日本， 蔣介石以這樣的形式，推動著某種「歷史意志」的運作。 而在這當中，最能特別體現出橫跨在蔣介石與日本之間，可稱之為「學習與克服」這道橋梁的事物，正是《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所要探討的主題──白團。 從未公開的史料──揭開白團的神祕面紗 白團的成立與實現，正是發生在台灣的命運由黑暗轉為光明的這短短一瞬間。在美國捨棄台灣的時候，白團誕生了，並且逐步發展；爾後不久，美國重新恢復了對台灣的支援。這時候的蔣介石，深深陷入了對美國的「絕望」以及「感謝」這兩種矛盾複雜的情緒當中。一方面，他對於在自己苦難之際仗義伸出援手的白團懷抱著深深的感謝之情，但另一方面，美國的軍事援助仍然是他賴以防衛台灣，乃至反攻大陸的關鍵，這一點也一直沒有變過。 如此看來，白團能夠在台灣活動長達二十年之久，其實是諸多偶然要素匯聚之下所產生的結果。這樣一想，若是我們將白團的存在，視為在錯綜複雜的現代亞洲孕育下猶如奇蹟般誕生下來的「怪胎」，或許一點也不為過。 野島剛以近年公開發表的《蔣介石日記》為起點，鍥而不捨探索散落台灣、美國、日本三地的龐大資料，包括從未公開的《曹士澂檔案》、白團成員家書、日記等珍貴史料，同時透過對相關人士的縝密訪談，忠實描繪「政治家蔣介石」最真實的面貌，以及日本軍事顧問團「白團」實際活動的情況，呈現白團在「報恩」和「反共」的外表形象之下，更私密更真實的人性一面。 國際媒體好評 《週刊Diamond》：翻譯家、政治・經濟評論家徳川家廣：新聞記者出身的作者善於採訪、透視人性，詳實呈現出戰敗的舊帝國軍人透過協助蔣介石對抗共產黨，而在台灣重新找到生命價值的過程。 《朝日新聞》：日本近現代史研究者、著名作家保坂正康：作者關懷層面既深且廣，不僅重建了二戰之後跨越台日兩地的祕密軍事援助體系，也注意到舊帝國軍人缺乏戰爭反省的那一面。 《日本經濟新聞》：東大準教授川島真：瑕不掩瑜，作者發掘了密藏數十年無人知曉的史料，想要了解二戰之後東亞地區的冷戰格局，必讀本書。
作者簡介
野島剛
資深媒體人，作家。1968年出生，就讀日本上智大學新聞系期間，曾赴台灣師範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交流學習。1992年畢業後，進入朝日新聞社展開記者生涯。曾任職於朝日新聞社佐賀支局、西部本社等，2001年起擔任駐新加坡特派員。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地前線採訪。
其後擔任東京本社政治部記者，2007至2010年擔任駐台北特派員。擅長採訪報導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目前在日本、台灣、大陸等地許多媒體上開闢專欄發表時事評論。著有《伊拉克戰爭從軍記》等多部作品，已在台灣出版《銀輪的巨人GIANT》、《兩個故宮的離合》(聯經)、《謎樣的清明上河圖》(聯經)。2014年將中文漫畫《中國人的人生》譯為日文，榮獲日本文化廳藝術祭漫畫部門優秀作品獎。
譯者簡介
蘆荻
台大歷史所碩士畢，大隱於市、靜觀紅塵流轉的癡人一枚。
曹雪芹與劉姥姥的愛慕者，目前正致力於如何將茄子做出雞肉味的祕訣中。
目錄
序 章 病榻上的前陸軍參謀 第一章 蔣介石是怎樣的人？ 空前絕後的日記 在因緣的土地上 兩度日本體驗 第二章 岡村寧次為何獲判無罪？ 身為中國通軍人的岡村寧次 「以德報怨」演說與協助國民黨 如果岡村被判處死刑的話…… 第三章 隱藏在白團幕後的推手 《曹士澂檔案》 環繞著《螞蟻雄兵》的種種 關鍵人物──小笠原清 第四章 富田直亮與根本博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 古寧頭戰役之謎 儼然「軍師」般的存在 第五章 他們所留下的成就 奇貨可居的敗北者 在圓山的日子 模範師與總動員體制 第六章 戶梶金次郎所見的白團 軍人的肺腑之聲 不只是理想與信念 解散的預感 第七章 祕密的軍事資料 東洋第一的軍事圖書館 調研第○○號 服部機關的影子 第八章 「白團」究竟是怎樣的一段歷史？ 白團的存在應當被攤在陽光下嗎？ 楊鴻儒的悲劇 日中台與蔣介石，以及白團 尾聲 溫泉路一四四號 後記 附錄 調研資料一覽表（一九五二年十月） 〈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成立之意義〉 相關大事年表
序
《最後的帝國軍人》台灣版序 在這篇序文的開頭，我想先坦白承認一件事，那就是台灣史的複雜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種種悲劇意涵，對於像我這種位處於外部研究台灣的人而言，實在充滿著難以抗拒的魅力。對於受大和民族壓倒性的支配、走在「萬世一系」這種世界絕無僅有的線性歷史軌跡上的日本人來說，在台灣這個並不算大的島嶼上，那充滿著民族、族群、政治勢力、外國（當然也包括日本）彼此糾結交織關係的近現代史，確實是令人由衷感到驚歎不已的。 在我看來，白團的存在，正是這種台灣複雜性的象徵，而受到這種複雜性所深深吸引的我，在求知之心萌生下所誕生的成果，正是這本《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 台灣，在今年正逢開戰一百二十週年、蔚為話題的甲午戰爭中，隨著清朝遭到擊敗，被納入了日本的掌中。對於這樣的清朝感到失望、投身革命的年輕蔣介石，從日本學習了相當多的事物。爾後，蔣介石成為中國的領導者與日本交戰，並打敗了日本，但隨後卻又遭到毛澤東擊敗，狼狽地逃到了從日本手中收復的台灣島上。就在這種局勢下，以台灣為據點的蔣介石，為了抵抗共產黨「解放台灣」的攻勢，從日本號召了過去曾與自己交戰的舊日本軍人，並將重建一度土崩瓦解的軍隊之重責大任託付給了他們。 這種充滿著層層矛盾的關係，究竟該從何開始釐清才好呢？白團的存在，或許正是解開這層迷霧的最佳素材吧！ 正因為其間的關係是如此錯綜複雜，所以解明的作業也相當耗時費力。我對「白團」這個名稱有些神祕的集團產生興趣，是始於二○○八年夏天在美國史丹佛大學進行研究的時候。當時，我在閱讀蔣介石日記時發現了許多有關白團的記述，於是下定決心，要將這些內容寫成一本著作。可是，隨著調查工作的日益深入，我所涉獵的範圍，已經不止於白團活動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八年這二十年間，還包括了從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到國民政府撤退台灣的這五年間，甚至一路回溯到中日戰爭，乃至於辛亥革命；在這樣的追溯過程中，我一邊蒐集資料，一邊也反覆進行著相關的訪談。 在這樣的作業之中，我最後所探尋得出、有關這一切的原點是：現代中國的歷史，可說是與蔣介石個人的命運緊緊相繫的。學習日本、利用日本，最後克服日本，蔣介石以這樣的形式，推動著某種「歷史意志」的運作，這就是本書最後得到的結論。 我很清楚在台灣，有關蔣介石的歷史與政治評價一向是相當敏感的主題，不過我的立場是相當明確的，那就是：重新理解蔣介石，不只是對台灣、對日本乃至於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理解，也都是相當有助益之事，而這部分的工作，以現在的狀況而言，不過是剛剛起步罷了。隨著冷戰結束以及兩岸關係的變化，如今對於蔣介石的研究，正以和往昔截然不同的方式逐漸開展。在這各方面的優秀人才不斷努力踏出的步伐當中，我希望自己的這本作品，能夠成為這廣大洪流的一部分，為正確理解蔣介石的重大任務略盡棉薄之力。更進一步說，能夠讓對蔣介石理解最深的台灣人閱讀到我的作品，對我而言是極大的榮幸，同時也是相當嚴格的試煉。但願書中描寫有關白團的過往種種，能夠多多少少喚起台灣的人們對於這段過往歷史的求知與好奇心，這是我由衷的期盼。 本書在日本付梓的時間，是二○一四年的四月。或許是十分湊巧吧，就在同一時間，日本與台灣的有志之士成立了「白團顯彰會」；顯彰會初次的活動是在新北市樹林區的海明禪寺，舉行對白團的團長富田直亮，也就是白鴻亮的逝世三十五週年追思儀式。而在這之前，他們在台北舉辦了一場演講會，會中邀請了我，以及在本書中也有登場的陳鵬仁先生擔任講師，就白團的相關內容發表演講。和本書的刊行幾乎有志一同的顯彰會成立一事，令我不禁感到緣分的不可思議。 不只如此，在會中，有許多原來彼此互不相識的白團成員遺族從日本前來參加活動，他們一方面互相確認父親生前的活動，同時也彼此進行交流；在這過程中，我之前為了本書取材而蒐集的白團成員住所與電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對於自己多少能夠為我取材的主題─白團的成員做出一點小小的回饋，我個人感到相當欣慰。 關於白團幹部的實際情況，我這本書還有許許多多未能道盡的部分。包括我手邊所擁有的戶梶金次郎日記等資料，和留存在台灣國防大學裡，「富士俱樂部」尚未整理的龐大資料與藏書，雖然不知對於後世的研究是否真能有所幫助，但我希望今後能為這些史料的系統性保存與整理，繼續一盡己力。 本書是我的第五本作品，就台灣譯本而言則是第四冊，同時也是聯經出版的第三冊著作。在這些著作當中，這本《最後的帝國軍人》是我寫過篇幅最長、耗費時間最多，同時也是最殫思極慮的作品。 關於本書的刊行，我想在此感謝聯經出版公司工作人員的多所關照。對於他們溫暖與寬容的態度，以及盡可能配合身在海外的筆者我諸多任性的要求，請容我在此由衷表達最深的感謝之情。同時，對於譯者蘆荻小姐力求正確且謹慎的工作精神，我也要致上深深的謝意。 時值台灣版刊行之際，最後我想說的是：台灣對我而言，不只是「採訪的現場」、「執筆的現場」，更是「讀者所在的現場」，這是我最深的體悟。
序章 病榻上的參謀
面臨敗戰的三十四歲
糸賀公一於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出生在出雲大社附近的島根縣簸川郡多伎町（現為出雲市），是家裡十一個兄弟姐妹中的長子。他的父親是農會會長，在地方上是相當知名的人物。
根據糸賀的長男─前富士銀行常務董事糸賀俊一所述，糸賀家原本是和歌山地方的鄉野武士，當時家族的姓是「糸我」，後來在南北朝時期隨同南朝作戰，轉戰於山陰一帶，最後輾轉來到出雲地區落腳，在這過程中才改姓為「糸賀」。
糸賀公一中學畢業之後，通過了陸軍士官學校預科的考試，從此開始踏上成為陸軍菁英的道路。一九三○年（昭和五年），他以陸士第四十四期的身分入學，並於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自陸軍大學畢業。因為他有一陣子身體出了問題，所以留在陸士學校擔任了兩年的戰術教官；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的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糸賀升任大本營陸軍參謀，並於隔年被派遣到滿洲，配屬在從馬來半島返回的山下奉文大將麾下，擔任對蘇作戰的第一方面軍參謀。
可是，隨著南方戰線的情勢日趨不穩，糸賀的任務也變了調。
滿洲的兵器漸漸被抽調走，滿洲的陸軍也被抽掉了骨幹，對蘇聯作戰已經變成了不可能之事。於是我先是轉任到參謀本部，接著又被派到新加坡。
糸賀在陸軍最後的職務，是以新加坡第七方面軍參謀身分畫上句點的。當時第七方面軍的司令官，是在東京大審中作為A級戰犯被判處死刑的板垣征四郎。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三月糸賀升任中佐，八月戰爭便結束了。
之後，糸賀在新加坡負責與重返此地的英軍進行斡旋，在樟宜收容所和戰犯們一起度過了兩年。據俊一先生所述，糸賀幾乎不曾提起他在新加坡這段經歷，不過讓俊一先生至今印象猶新的是，父親曾經有過這樣的感想：「英軍那些傢伙的腦袋很好，也相當好說話，但是也有很多地方讓人無法掉以輕心，因此必須時時保持警戒才行。」
復員之後，三十七歲的糸賀回到了故鄉島根縣，也回到了帶著四個幼子，一直等待他回來的妻子身邊。舊日本軍的解體以及公職追放，讓糸賀半生積累的專業瞬間化為泡影。
有件想要拜託你的工作
接下來該怎麼過活才好？糸賀的心中一片晦暗。
「軍隊沒了，國家也沒了，再就職也不可能；要賺點錢的話，到底該怎麼做才好，真是頭大啊！……算了，就先從農夫開始做起，耕種自己的田地，想辦法努力活下去。」
身為長男的糸賀，肩負著扛起一家生計的重責大任。不只是妻兒，他的弟弟妹妹們，也都跟兒子俊一的年紀相差不了多少。
雖然過去幾乎沒有任何種田的經驗，不過糸賀生來就是熱中於研究的個性，於是，只見他不知從哪裡弄來了當地特產無花果的新種子，接著便一頭栽進農業之中，最後總算維持住一家的生計。
當糸賀在陸軍的學長小笠原清捎來訊息，表示「希望你能到東京一趟，有件想要拜託你的工作」時，已經是糸賀回到故鄉的第三年，也就是一九五○年（昭和二十五年）的夏天。
小笠原清，正是日後以白團日本方面事務局長的身分，活躍一時的人物。他以最後一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心腹中的心腹自居，日本敗戰之後，岡村停留在南京安排日本軍民返國，小笠原也寸步不離地追隨在側，將一絲希望寄託在中國；岡村回國之後，和蔣介石攜手共同推動組建白團，而小笠原也作為岡村的股肱，為白團的運作而盡力奔走。
對這個時候的糸賀來說，不管是什麼樣的工作，只要有工作就謝天謝地了。於是他搭上了夜車，趕到東京和小笠原見面。而他從小笠原那裡聽到的，是這樣模模糊糊、細節不清的工作內容：希望你能前往台灣，幫助蔣介石和共產黨作戰。報酬當然相當優渥，只不過，這可能是份得賭上性命的工作唷！
當時，已經有好些八卦雜誌頻頻報導所謂「台灣義勇軍」的話題。「為了幫助蔣介石而前往台灣的前日本軍人」─這樣一個有如痴人說夢般的計畫，居然會和我扯上關係？糸賀實在完全無法想像。
雖然糸賀從前曾在滿洲服役過，但是嚴格說起來，他並不是那種通曉中國事務的所謂「中國通」。儘管如此，面對小笠原的邀請，糸賀只簡簡單單地回了兩個字：「我做！」
誠如小笠原話中的暗示，這份工作的報酬想必超乎一般的豐厚，而其中所蘊含的風險，糸賀自己也心知肚明。然而，這些都不是他之所以如此簡單應允的主因。
據糸賀自己的估算，接下這份工作，一定能夠充分支應島根老家親人的生活所需，然而，比起家人的生計更重要的是，他現在正值身為軍人活力最旺盛的年紀，而這份工作，正是讓他竭盡半生所學的知識與經驗，重新發光發熱的最佳舞台。這種強烈的誘惑與魅力，才是讓他當下如此斬釘截鐵回應的最大理由。
糸賀是擬定作戰計畫的專家。來到台灣之後，他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密切參與制定以奪回中國為目標的「反攻大陸計畫」，同時也是白團於一九六八年解散時，最後留在台灣的五人之一。
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
在這個時期，有數百名陸海軍人員分別接受了小笠原以及其他白團發起人的徵詢，看他們是否願意渡海前往台灣，其中最後接受邀約的大致有一百人，實際混進貨輪裡面、偷渡到台灣的總人數為八十三人。
在戰後亞洲混亂的國際情勢中，綻放獨特異彩的地下軍事顧問團──白團，就這樣開始了它的行動。
第四章 富田直亮與根本博
我去釣個魚
就在根本博在東京過著晴耕雨讀的退役生活之際，出乎意料之外地，在他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名自稱為「李銓源」的年輕人。李銓源表示，他是國民政府傅作義將軍的使者，希望能夠邀請他「前往台灣指揮戰爭」。
傅作義是曾經和根本直接交手過的敵將，兩人在戰後處理的過程中也有相當多的交流經驗；對根本來說，傅作義是一位在人品上相當值得信賴的人物。只是，之後證明，所謂「傅作義的邀請」云云，完全是一個捏造出來的謊言。（譯註：傅作義於一九四九年四月，向共軍獻出北京城投降。）
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根本博扛著釣竿，說聲「我去釣個魚」之後便離開了自家，和陸士二十四期的吉川源三等八人，從東京車站一路前往九州。六月初，他們從宮崎搭乘小型漁船潛渡到台灣，但在途中遇上海難，幸好得到沖繩的美國海軍救援才倖免於難；雖然幾經波折，不過他們最後還是成功到達台灣，並在台灣北部的基隆登陸。
然而，根本一行人到了基隆之後，卻一直聯絡不上台灣方面的接頭人員，於是他們又被員警給拘留了起來。直到一個月後，在湯恩伯將軍的斡旋下，根本等人才終於獲得了釋放。對於該如何處理這些突然造訪的不速之客，台灣方面也是大感頭疼，最後除了根本之外，其他的成員全都遭到遣返回日本，並由曹士澂負責收拾殘局。
當根本停泊在宮崎的事情曝光之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有關他的問題被提交到了參議院院會進行討論，而日本各界雜誌對於「台灣義勇軍」一事的推測，一時之間也甚囂塵上，結果就是潛伏在地下的白團計畫各相關人員，不得不暫時將神經繃得更緊，就怕發生什麼出乎想像的意外……
死守金門
根本在這一年的八月成為湯恩伯將軍的私人顧問，然而國民黨此時已經陷入了崩潰的局面。從上海到廈門，各重要據點陸續陷落於共軍之手，除了台灣以外，國民政府就只剩下金門、馬祖等寥寥幾個島嶼而已。為了保住反攻大陸的橋頭堡，蔣介石絕對不能失掉最接近廈門的金門島；然而，不管在誰看來，金門的陷落也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十月二十五日深夜，共軍展開了對金門島古寧頭海岸的登陸作戰。最初，國民政府軍的防衛作戰，原本是考慮要在灘頭阻止共軍的登陸，但根據根本的手記，後來根本提出了建言，指出正面衝突將極為不利，於是整體的作戰計畫便改變為放共軍登陸，然後再加以殲滅的方針。
國民黨軍布署在離海岸有點距離的台地上，等到共軍登陸上岸之後，便集中全部的火力加以攻擊，而共軍卻似乎因為連戰連勝的緣故，顯得有些輕忽大意。結果，共軍整個陷入了一片大混亂，登陸用的舢板幾乎全被燒光，高達數萬人被俘虜，此次戰役最後便以國府軍的大勝利作結。
這場戰役對國民黨而言，簡直就像久旱逢甘霖一樣，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在連戰連敗的國共內戰中，能夠取得這樣一場久久不曾見到的大市利，對於低落的士氣，可說有著相當大的鼓舞效果。同時，國府軍在金門島的勝利，也使得共軍被迫不得不重整對於台灣的攻勢，從而給國民黨爭取了寶貴的時間。雖然這樣說或許有點結果論，不過之後隨著韓戰爆發導致美軍介入，並使中台分斷的形式固定化，但假使金門在這次攻勢中陷落的話，共產黨的「台灣解放」或許會在韓戰之前便已實現也說不定吧！
現在，金門仍然處在台灣的支配領域下；雖然緊張的情勢已經緩和許多，但它做為中台之間最前線的地位仍然不變。從這點來看，這場古寧頭之戰可說具有著極大的歷史意義。
根本博真的有提出「直接導致國軍勝利的關鍵策略」嗎？
就算在這樣的情況下，湯恩伯和根本的友情仍然持續不變；當他在日本入院的時候，根本幾乎是每天前往湯恩伯的病床前探病。
既然兩人的關係如此親近，那麼若是湯恩伯在金門真的指揮了古寧頭之戰，那麼根本的貢獻，也就有很大可能是貨真價實的存在。然而，若是湯恩伯當時並沒有執掌戰役的指揮，那麼根本的貢獻，就很有可能其實只是他自己想像下的產物、或者是多方誇大的結果。
湯恩伯的軍隊一向以軍紀紊亂、統御無方，戰鬥力薄弱知名，就算在國共內戰中，也是連戰連敗。儘管如此，蔣介石對湯恩伯仍然不失溫情，將上海防衛戰的責任託付給他，然而湯恩伯卻又在那場戰役中，遭到了慘痛的失敗。更有甚者，當放棄福建省的重要據點廈門後，湯恩伯向蔣介石請求另派他人接替自己的司令官一職，結果卻被蔣介石用近乎斥責的語氣對他下令說：「直到最後，我都不會同意更換司令官，給我死守金門！」
於是，金門的防衛司令官仍然是湯恩伯，可是就在金門之戰達到最高峰的古寧頭戰役之前不久，湯恩伯的司令官位置，終於被胡璉將軍所取代。
根據有關金門戰役的報導文學《無法解放的島嶼》一書的作者、居住於金門的作家李福井所言，湯恩伯與胡璉的交接時間，正好與古寧頭之戰是重疊的，結果很有可能導致當時的指揮權，事實上處於一種曖昧不明的狀況下。
根據李福井的看法，戰役的前半仍然是由湯恩伯所指揮，但在進行到一半之際，便由胡璉接手負起指揮之責。事後不久，胡璉一方便積極主張金門戰役的功績應當歸於他們這邊，但這樣的說法也引起了湯恩伯舊部的激烈反駁，雙方的爭論直到如今，仍然沒有一個明確的定論。
不過，在胡璉部下的回憶錄中，曾經提及胡璉在受命指揮之際，曾在戰場上「與湯恩伯將軍的日籍顧問根本博會面」。由此可知，根本博當時人在金門戰場上，這點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對於他的貢獻究竟到什麼程度，我們卻沒有足夠的資料能夠證明這一點。
二○一三年我走訪金門之際，李福井針對根本博的問題，對我提出了這樣的見解：
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會根據湯恩伯將軍的影響力究竟到什麼程度，而產生出不同的判斷。儘管當時湯恩伯仍然是處在指揮官的位置上，但是實權卻已經移交到了部下手中，換言之，他不過就是個象徵性的存在罷了。根本這位日本人為了報答蔣介石總統的恩義而投身戰場，這是事實沒錯。只是，要說在他投身戰場的這段時間中，在古寧頭戰役扮演了什麼重要的角色，甚至是提出了「直接導致國軍勝利的關鍵策略」，以當時湯恩伯的影響力來考量，我想未必就有這樣的事。
在現今民主化的台灣，若是有著明確的史實，那麼不管當時的派系鬥爭有多激烈，要想完全否定乃至抹殺某一件事的存在，必定相當的困難。關於李福井對根本的見解，是否就是最妥當的答案，我自己至今仍然抱持著疑問；為此，我衷心期待將來能夠發掘出更詳盡的史料，以確定這件事的事實所在。
第七章 祕密的軍事資料
來自日本的龐大軍事資料
在我前往國防大學訪問的半年前，我曾經造訪台灣的「國史館」。
儘管國史館本部是位於遠離台北市區的新店山區，不過在屹立於台北市中心的舊台灣總督府─也就是現在「中華民國」總統府的正後方，還有一間已經數位化的電腦檔案室。
從二○一○年開始，我便一直在這裡閱覽眾所矚目的新公開資料─《蔣中正總統文物》（大溪檔案）。二○一一年冬天，我再次造訪國史館，連日埋首於探尋有關富士俱樂部的文書檔案中。
我在認為可能與白團有關的數百件文獻當中，逐一調查其中的內容，最後，終於讓我找到了一份名為〈資料整備及調查研究實施概況〉的文件。
這份檔案的相關資訊上寫著「昭和二十八年（一九五三年），岡村寧次向蔣中正總統提出」。當我看到這行字時，忍不住在心裡大喊：「賓果，就是這個了！」
當我打開檔案的封皮時，開頭出現的是一份表格。
這是一九五三年十月到翌年九月，作為整體綱要的計畫表。因此，這份資料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呈現出日本方面為了配合白團的運作，將資料送往台灣這個行動的重要史料。
表格中央的「資料相關」，指的是已經刊行的書籍與文書；「調研相關」則是「富士俱樂部」獨自進行調查研究後做成的資料。就書籍類與調研資料分開這點看來，跟國防大學內的資料庫顯然也是一致的。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得知，富士俱樂部的活動內容，除了書籍和戰前資料的蒐集，同時也包含了自行調查與製作的研究資料在內。
繼續閱讀這份文件，映入眼中的是一行又一行整齊排列著、高達數千冊的書名和資料名稱。
這些都是富士俱樂部當作資料送往台灣的圖書目錄，同時毫無疑問地，也是小笠原所自豪的「東洋第一軍事圖書館」的詳細收藏清單。
基本上，「已送出」的內容，多是以公開刊行的書籍為主，主要是將在日本比較暢銷的軍事書籍運往台灣。不過在這當中，其實也夾雜著官方資料與軍事機密資料。
緊接著「已送出」項目之後，記載的則是「已送出相當數量（部分送出）」這一項目。
關於這份書目當中曾屢次提及的「兵要地誌」，我在後面會加以詳述，不過此處可以說明的是，它是軍事上絕對不可或缺的事物，因此毫無疑問是屬於軍事機密資料。其他列在「部分送出」項目中的，還有包括「憲兵資料」、「細菌戰資料」、「總動員資料」等明顯機密度甚高的資料。
再往下看到「未送出（含搜索中）」這一項，除了「兵要地誌」以外，也包括了「中野學校教材」、「幕僚必攜」等明顯屬於日軍內部流通文件的書籍。接下來，在「第一次請求支援資料中（大致已滿足需求者）」這欄中，表列了大約十冊相關文件；這些文件相當明顯，都是屬於軍事資料之列。再下來的欄位是「送出資料一覽（沙盤推演相關）（二八．六．一）」，這部分目錄所列出的，幾乎全部是機密資料；當我看到這批清單時，不禁大為驚訝。
另外還有一份表單，名為「調研資料一覽表」，編纂日期是「昭和二十七年十月」。（請參照附錄資料）這份「調研」資料既不屬於一般書籍，也非戰前留下的軍事資料，而是由「富士俱樂部」一手獨力編纂而成的資料。所謂「調研」，大概就是「富士俱樂部」的別名吧！
從這份龐大的資料清單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富士俱樂部」並不只是蒐集資料，而是不愧「調研」之名，擁有極端優秀「調查與研究」能力的一個組織。
調研資料的內容不只限於軍事，還旁及國際情勢以及思想、哲學的領域；光是從建構出這份清單這一點，就足以看出當時的「富士俱樂部」麾下必定是英才濟濟。
相互連結
服部機關的戰史編纂任務在一九五五年左右大致告一段落，而GHQ則是在《舊金山和約》正式簽署後宣告解散（一九五二）。
另一方面，富士俱樂部的活動則是自一九五三年開始，大致持續了十年；換言之，我們可以相當自然地認定，服部機關的一部分機能與情報，事實上是被富士俱樂部吸收繼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