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武尊千圓券，臺灣銀行背書，編號353167｛7｝日本帝國銀行發行，內閣印刷局製造，昭和20年(民國34年|主曆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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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國武尊千圓券，臺灣銀行背書，編號353167｛7｝日本帝國銀行發行，內閣印刷局製造，昭和20年(民國34年|主曆1945年)《Black Water Museum Collections | 黑水博物館館藏》
一張鈔票的時代縮影：日本帝國武尊千圓券（含臺銀背書券）的發行始末
I. 緒論
日本帝國所屬之日本銀行於昭和二十年（主曆1945年 (昭和20年 | 民國34年)）發行的甲號千圓券（通稱「武尊千圓券」），以及經株式會社臺灣銀行背書在臺灣流通的特殊版本。此券的發行與流通，是二戰末期及戰後初期日本帝國內部嚴重經濟混亂與惡性通貨膨脹的直接產物與反映。特別是在臺灣，此券的引入與流通，發生在日本帝國戰敗投降前後的混亂過渡時期。當時臺灣經濟因歷經戰爭徵用、破壞、資源匱乏與先前已存在的龐大惡性通膨壓力而極度脆弱，此券的發行讓當時台灣殖民地的經濟困境陷入了絕境。
II. 日本甲號千圓券的發行與經濟背景
A. 發行原因：應對惡性通膨與貨幣短缺
戰時通膨壓力： 日本政府為籌措巨額戰爭開支，大量發行國債並由日本銀行直接認購，形同印鈔。至主曆1945年 (昭和20年 | 民國34年)，政府債務總額已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200%。戰爭同時導致生產力崩潰，物資極度匱乏。雖然通膨壓力早已顯現，但在戰爭最後數月，為準備本土「決戰」而投入的龐大資金，使通膨徹底失控。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惡性通貨膨脹。
高額面額需求： 由於通膨劇烈，原有面額的貨幣購買力急劇下降，市場交易需要更大面額的紙幣。甲號千圓券作為當時日本最高面額的紙幣應運而生。
印製與發行細節： 根據日本貨幣目錄記載，武尊千圓券的公告發行日期雖為昭和17年（1942年）4月20日，但實際投入流通卻是在戰爭結束後的昭和20年（1945年）8月17日。另據大橋義春於1957年編著的《日本紙幣大系圖鑑》所述，此券共印製了1至9號共九種「字軌」。按照日本鈔券每個字軌通常印製90萬張（序號從000001至900000）的慣例，武尊千圓券的總印製量為 90萬張 × 9個字軌 = 810萬張（總面額81億日圓）。
戰後貨幣激增與儲蓄耗盡： 日本於主曆1945年 (昭和20年 | 民國34年) 8月15日投降後，政府為支付巨額軍人退伍金及戰時補償，導致日本銀行券發行量在短時間內急劇增加。僅主曆1945年 (昭和20年 | 民國34年) 8月下半月，銀行券發行餘額就增加了約44%（從285億日圓增至423億日圓）。此外，剩餘的巨額軍事預算（約佔年度預算的30%，達266億日圓）在佔領軍抵達前被倉促支付給軍事承包商。與此同時，戰時積累的龐大民間儲蓄（估計達2640億日圓），因戰敗後物資匱乏、黑市橫行，民眾為求生存被迫迅速耗盡積蓄購買高價生活必需品，這進一步加劇了市場混亂與對現金（尤其是高額面值）的需求。
實際流通： 甲號千圓券於主曆1945年 (昭和20年 | 民國34年) 8月17日正式投入流通，直接目的是為應對戰後初期的貨幣短缺與急速升溫的通膨。
B. 短暫流通與經濟措施
甲號千圓券在日本本土的流通時間極短，僅從主曆1945年 (昭和20年 | 民國34年) 8月17日至主曆1946年 (昭和21年 | 民國35年) 3月2日。
金融緊急措施（新圓切替）： 為遏制失控的通膨，在日本國政府於盟軍總司令部（GHQ）佔領時期推動下，於主曆1946年 (昭和21年 | 民國35年) 2月實施金融緊急措施，強制將包括甲號千圓券在內的舊幣存款凍結，並限制兌換新幣（新圓）的額度。此舉目的在強行壓縮流通中的貨幣總量。甲號千圓券隨之於同年3月2日停止通用。
措施影響與持續困境： 新圓切替使日本銀行券發行由主曆1946年 (昭和21年 | 民國35年) 2月16日的超過600億日圓，銳減至同年3月2日的152億日圓。然而，由於生產尚未恢復，加上戰敗初期大規模的軍需物資被掠奪流失（詳見下文），以及日本政府需承擔巨額佔領軍費用（初期高達國家經常預算的三分之一，被隱晦地稱為「終戰處理費」）等因素，通膨壓力不久後再度顯現，經濟重建步履維艱。
III. 臺銀背書券與臺灣的經濟危機
A. 臺灣的經濟困境 (主曆1945年 (昭和20年 | 民國34年))
主曆1945年 (昭和20年 | 民國34年) 8月前後，臺灣經濟狀況極度惡劣。戰爭末期美軍的空襲嚴重摧毀了生產設施，島內資源枯竭。
惡性通貨膨脹在臺灣同樣肆虐，物價急遽飆漲。戰爭接二連三失利、軍事物資的徵用、對外交通受阻導致經濟活動停滯，加之政情不穩，使得通膨問題更為嚴重。
貨幣供應困境與「現地刷」： 傳統上，在臺灣流通的臺灣銀行券均由日本本土的印刷局印製完成後運抵臺灣。然而，隨著戰爭後期盟軍逐步掌握制海權與制空權，臺日間交通運輸受阻，日本印製的鈔券無法順利運達。為此，當局採取應急措施，改為在日本國內製版後，將印製工作交由臺灣總督府在本地進行，此即所謂的「現地刷」。根據曾任臺灣銀行副頭取的本橋兵太郎在其《臺灣銀行史》中記載，為躲避盟軍空襲，印鈔機甚至被藏匿於臺北金瓜石的廢棄礦坑內秘密作業。這些「現地刷」鈔券因戰時條件限制，紙質低劣、印刷粗糙，且為了提高效率、快速增加發行量，並可能意圖掩飾濫發貨幣的責任，均省略了用以管控發行總量的鈔券號碼。
高面額貨幣短缺加劇： 儘管「現地刷」投入生產，但由於物價飛漲，民間對貨幣的需求量極大。先前發行的各版臺灣銀行券（包括「現地刷」）最大面額僅為一百圓，即便印製量龐大，在劇烈的通膨面前仍顯得杯水車薪，嚴重不敷使用，造成市面上高面額鈔券的極度短缺。事實上，在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投降前，臺灣總督府就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曾向日本帝國當局提出緊急供應大面額（千圓）鈔券的請求，以應對島內迫在眉睫的貨幣危機。
B. 背書券的發行與流通
緊急應對措施與票券來源： 正是為緩解上述臺灣因嚴重通膨及「現地刷」百元券不敷使用所導致的高面額貨幣短缺危機，日本大藏省決定，在日本投降後，將儲備在日本本土、原擬在日本國內使用的甲號武尊千圓券緊急空運至臺灣使用。這些被運往臺灣的武尊千圓券，其原票本身是日本銀行發行的「日本券」。根據研究與統計，武尊千圓券的九個（字軌）中，字軌(1)、(3)、(4)、(5)、(8)、(9) 均為在日本本土流通的「日本武尊券」；字軌(2) 為日本本土券與未發行的「韓國武尊券」共用；而運抵臺灣的「臺灣武尊券」（即臺銀背書券），主要使用了字軌(6)的後半部號碼以及字軌(7)的大部分號碼（字軌(6)的前半部仍屬日本本土券）。據時任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鹽見俊二的記錄，主曆1945年 (昭和20年 | 民國34年) 9月9日，在盟軍總部核可下，他負責監運一批為數甚多的該鈔券（推測主要為字軌6後半及字軌7）搭乘水上飛機自橫濱運抵臺灣淡水。
背書程序： 為使這些來自日本銀行、使用特定字軌的鈔券能在臺灣合法流通，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在其背面加蓋了「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及「頭取之印」的紅色印章，以此作為擔保與授權。此非常規措施凸顯了殖民地貨幣體系在極端危機下的失靈。
流通與數據： 根據袁穎生先生在《臺灣光復前貨幣史述》中的考證，臺銀背書券於主曆1945年 (昭和20年 | 民國34年) 8月19日（即日本投降後第四天）開始在臺灣流通。儘管流通時間極短，但發行量巨大，總額達7億8千4百28萬圓（此數額可能包含了字軌6後半及字軌7的大部分印製量）。在其流通的約兩個月內，臺灣的批發物價指數從1,171.7急升至2,585.8，顯示通膨在此期間加速惡化。
資金用途與影響（置於體制性掠奪背景下）： 親自監運這批大鈔抵臺的鹽見俊二，立即著手分配。首先，「預付」了在臺日籍公務員、官員直至隔年（1946年）三月、長達半年的薪餉與退職金；其次，支付了戰爭末期建造島內各項防禦工事人員的津貼；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必要之相關經費也皆藉此全數付清」。這一大筆被認為不需負擔政治責任與經濟風險（因政權即將轉移，形同「濫發」）的巨額貨幣，幾乎全數落入在臺的日本軍人、官吏、公務員的口袋，使他們一夕之間人人成為「暴富」。然而，由於日僑、日俘的遣返作業迫在眉睫，日本當局也擔心這些過多的現金若隨遣返人員回流日本本土，將進一步加劇日本國內已然嚴峻的通膨。同時，遣返規定每人僅能攜帶一千日圓現金。在此情況下，手握大量「橫財」的日籍人員產生了「不花白不花，否則一旦時過境遷成為廢紙」的心態。於是，他們開始在物資本就極度匱乏的戰後臺灣瘋狂採購與消費。這種集中且大量的購買行為，迅速引爆了臺灣的惡性通貨膨脹，導致各地物價瘋狂飆漲。這場由臺銀背書券引發的金融災難，不僅直接衝擊了當時臺灣的民生經濟，更被認為是埋下一年半後爆發的「二二八事件」的遠因之一。此行為亦與約翰‧道爾在《擁抱戰敗》中所描述的日本戰敗後高層普遍存在的自利、掠奪與掩蓋罪責的背景相互呼應：在本土資源已被大規模侵吞、高層專注於「實利和自我保全」的氛圍下，將剩餘資金以預付薪資等名義轉移至特定人員手中，並在離臺前迅速消費變現，成為了當時混亂失序狀態下的一種特殊現象。
C. 停止流通與回收
隨著主曆1945年 (昭和20年 | 民國34年) 10月25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財政處依據相關辦法，於同年11月7日發布命令，自11月8日起禁止臺銀背書券在市面流通使用。
臺銀特種定期存款： 為收回市面流通的背書券以緩解通膨壓力，當局強制要求持有人在同年11月10日至12月10日的一個月內，將此種鈔券存入指定銀行，納為「臺銀特種定期存款」處理，逾期未存入者將失效。該存款期限為一年，存入一個月後，每月僅能提領三百元。此措施有效減少了市面流通的貨幣量。
實際流通時間： 由於此政策，臺銀背書券在市面實際流通的時間僅約81天。
最終回收： 主曆1946年 (昭和21年 | 民國35年) 5月，國民政府發行「舊臺幣」以取代包括臺銀背書券在內的臺灣銀行券。臺銀背書券及其他臺灣銀行券於主曆1946年 (昭和21年 | 民國35年) 9月1日起按面額等值兌換為舊臺幣後回收銷毀。然而，臺銀背書券所處的嚴重通膨環境，以及戰後初期臺灣複雜的政經因素，共同構成了舊臺幣發行後面臨的嚴峻挑戰，舊臺幣也迅速陷入惡性通膨。
IV. 武尊千圓券相關的經濟衝擊
A. 日本本土
甲號千圓券的發行是日本戰時及戰後初期惡性通膨、體制崩潰與社會失序的直接後果與體現。巨額戰費導致的財政赤字、貨幣濫發、生產崩潰是通膨的主要驅動因素。戰敗後，高層精英的自利行為導致剩餘軍事預算的倉促支付、高達70%的軍用物資庫存被掠奪、後續用於重建的物資亦大量消失，這些都極大加劇了物資匱乏與市場混亂。
同時，民眾為生存被迫耗盡戰時儲蓄（估計2640億日圓），大量資金流入黑市，進一步推高物價。
戰敗帶來的龐大政府支出，特別是數百萬軍民的遣返費用以及被迫承擔的巨額佔領軍維持費（「終戰處理費」），給本已崩潰的財政帶來了額外重壓。
在此背景下，主曆1945年 (昭和20年 | 民國34年) 8月後銀行券發行量的急劇增加（半月內增長44%，未計入後續支付與貸款）進一步惡化了通膨，迫使高額面值的甲千圓券投入流通。
其極短的流通壽命（約6.5個月）反映了通膨的失控程度，最終被目的在壓縮貨幣供給的金融緊急措施（新圓切替）所終結。該措施雖暫時壓低了貨幣發行量（從超過600億減至152億日圓），但未能根本解決供需失衡、資源大規模流失以及沉重財政負擔等深層問題。
B. 臺灣（臺銀背書券）
臺銀背書券的出現，是臺灣在日本統治末期面臨生產破壞、資源枯竭、惡性通膨以及「現地刷」百元券已不敷使用的情況下的緊急應對措施，其原票來自日本本土印製的武尊千圓券特定字軌（主要是6號後半與7號），其具體操作深受日本戰敗後高層自利、混亂處置策略以及本土資源已被大規模掠奪的背景影響。
最大面額僅百元的臺灣銀行券（含現地刷）已無法應對飛漲的物價，導致高面額貨幣嚴重短缺，促使殖民當局引入日本本土的千圓券並加以背書流通。
背書券流通期間（約2個月，實際流通約81天），臺灣批發物價指數翻倍，顯示其發行未能抑制通膨，反而與通膨加速惡化的時期重疊。大量高面額貨幣的突然注入，特別是考慮到其主要流向（即將遣返的日籍人員）與隨後的消費行為（在「不花白不花」的心態驅使下，於物資匱乏的市場瘋狂採購），對臺灣市場造成了毀滅性衝擊，急劇加劇了市場的混亂與物價上漲的壓力，引發嚴重的金融災難。
其迅速被廢止並由舊臺幣取代，標誌著臺灣貨幣體系在政權轉移後的重塑。然而，這段由臺銀背書券引發的惡性通膨與經濟混亂時期（根據官方統計，1945年10月底臺灣銀行券發行總額已達近29億元，為同年2月底的3.15倍），以及伴隨的社會失序、資源不當轉移（呼應日本本土的掠奪行為），構成了舊臺幣發行初期所繼承的極其困難的經濟背景，其後舊臺幣亦因多重複雜因素而走向惡性通膨。這段動盪的經濟歷史及其引發的民怨，被認為是後來社會不安乃至二二八事件的遠因之一。
C. 數據比較
表一：武尊千圓券流通與相關經濟數據
項目 | 日本本土 (甲千圓券) | 臺灣 (臺銀背書券) |
流通時間 | 1945年8月17日 - 1946年3月2日 (約6.5個月) | 1945年8月19日 - 1945年11月8日 (約2.5個月，實際流通約81天) |
發行背景 | 惡性通膨、貨幣短缺、戰敗後的預算濫支、大規模物資掠奪、民間儲蓄耗盡、佔領費用負擔 | 惡性通膨、高面額貨幣短缺（含「現地刷」百元券不敷使用）、配合日方人員撤離前的資金支付（使用特定字軌原票） |
相關通膨數據 (近似時期) | 銀行券發行餘額: 1945年8月下半月增長44% (未計入後續支付)；民間儲蓄(2640億)耗盡 | 批發物價指數: 流通期間 (約2個月) 翻倍 (從1,171.7升至2,585.8) |
廢止/取代原因 | 金融緊急措施 (新圓切替) 抑制通膨 | 政權轉移，發行舊臺幣；實施臺銀特種定期存款強制回收 |
V. 結論
日本帝國武尊千圓券（包括臺銀背書券）的發行與短暫流通，是二戰末期至戰後初期日本及其殖民地臺灣所經歷的極端經濟困境、體制崩潰與社會失序的縮影。其產生源於戰爭引發的財政崩潰、生產停滯與惡性通貨膨脹，目的表面上是解決因物價飛漲導致的貨幣短缺問題，尤其是在臺灣，連本地趕印、品質低劣且無號碼的「現地刷」百元券都已不敷使用。然而，無論在日本本土或殖民地臺灣，該高額鈔券的投入流通都加速了通膨的惡化，且其發行與使用深受戰敗後日本精英階層普遍的自利、掠奪與掩蓋罪責行為的影響。在日本本土，戰敗後不僅剩餘軍事預算被濫支，更發生了驚人的大規模軍用物資掠奪，同時民眾為生存耗盡儲蓄，國家還需負擔沉重的佔領費用，這一切共同構成了惡性通膨失控的背景。在此絕境下，使用特定字軌的武尊千圓券原票被緊急運至臺灣，經臺銀背書後流通。其流通的短短兩個多月內（實際流通僅約81天），伴隨著批發物價指數翻倍。大量高面額鈔券主要用於支付即將遣返的日方人員費用，在「不花白不花」的心態驅使下，這些資金引發了瘋狂的消費潮，對本已極度脆弱的臺灣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的衝擊，引發金融災難。相關數據，如日本銀行券發行量的急增、臺灣物價指數的飆升及銀行券發行總額的激增，都印證了這一時期經濟與社會秩序的極度不穩定。最終，這些鈔券的迅速廢止，標誌著為抑制通膨而採取的更激烈金融措施（日本的新圓切替）或政權更迭後的幣制改革（臺灣發行舊臺幣及實施強制存款政策）的開始。臺銀背書券的歷史，不僅記錄了戰爭對經濟的毀滅性衝擊，更深刻反映了戰敗時刻統治精英的失能與道德淪喪，以及在國家資源被大規模掠奪、社會秩序崩潰的背景下，緊急貨幣措施如何被捲入混亂的資產轉移與消費行為中，對已然嚴峻的通膨形勢產生推波助瀾作用，並構成了其後舊臺幣時代所面臨的複雜經濟與社會遺緒的一部分，甚至被視為二二八事件的遠因之一。這段充滿爭議與苦難的歷史，也使得此枚鈔券在全球收藏界具有極高的知名度與特殊的歷史意義。
(註：相關社會背景描述參考自 約翰‧道爾，《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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