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戦時情報局の『延安報告』と日本人民解放連盟,山極 晃,中国・ビルマ戦線の日本軍兵士に放たれた紙の爆弾,2005年,大月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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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戦時情報局の『延安報告』と日本人民解放連盟,山極 晃,中国・ビルマ戦線の日本軍兵士に放たれた紙の爆弾,2005年,大月書店
内容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末期、中国の重慶にあった米戦時情報局(OWI |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 美國國務院戰爭新聞處)は、中国共産党・八路軍の対日心理作戦の成功に注目し、延安側から米軍ビラに対する批評を受けるなど、延安の経験に学ぼうとした。そしてその内容を71通におよぶ「延安報告」と題するレポートにまとめて本国に送った。この『延安報告』をもとに、「日本人民解放連盟」が前線で日本軍兵士に向けてまいた反戦・厭戦ビラ、米軍が日系二世兵士を動員して作ったビラを紹介しつつ、八路軍の対日本人捕虜政策、米軍と八路軍の対日心理作戦と両軍の協力関係の実態に新しい光をあてる。
著者略歴
山極/晃 1929年生まれ。1961年、東京大学大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科(国際関係論)博士課程単位取得、退学。1961年から、財団法人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横浜市立大学文理学部助教授、教授、二松学舎大学国際政治経済学部教授を経て、2003年3月、退職(本データはこの書籍が刊行された当時に掲載されていたものです)
出版社 : 大月書店 (2005/7/1)
発売日 : 2005/7/1
言語 : 日本語
ISBN-10 : 427252075X
ISBN-13 : 978-4272520756
山極晃,〈美國國務院戰爭新聞處的《延安報告》與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收錄於《投向中國、緬甸戰線日軍士兵的「紙炸彈」》,2005年,大月書店。
内容
亞洲太平洋戰爭末期,位於中華民國重慶的美國國務院戰爭新聞處(OWI),關注到中國共產黨及八路軍對日心理戰的成功,並試圖向延安汲取經驗,包括接受延安方面對美軍傳單的批評等。
隨後,OWI 將這些內容彙整為多達 71 份題為《延安報告》的報告書發回美國國內。本書即以這份《延安報告》為基礎,在介紹「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於前線針對日軍士兵散發的反戰、厭戰傳單,以及美軍動員日裔二世士兵製作的傳單之同時,也針對八路軍的日俘政策、美軍與八路軍的對日心理戰,以及兩軍合作關係的實態,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作者簡歷
山極 晃
1929年出生。 1961年,東京大學研究所(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科(國際關係論)博士課程學分修畢退學。 1961年起,歷任財團法人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橫濱市立大學文理學部副教授、教授,以及二松學舍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部教授,於2003年3月退休。 (註:本資料為該書出版當時所刊載之內容)





序
本書係以二戰期間(1944年8月至1945年5月)設有事務所於重慶的美國國務院戰爭新聞處(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以下簡稱 OWI)中國部部長費雪(F. McCracken Fisher)所歸檔的《延安報告》(Yenan Reports)系列文件為基礎,針對中國共產黨及八路軍對日心理戰的活動,以及 OWI 方面對此之觀察與政策進行考察。
《延安報告》多達七十一通,其撰稿人除費雪之外,尚有艾默生(John K. Emmerson)、有吉幸治(Koji Ariyoshi)、蘇斯多夫(Adolph Suehsdorf)等人。他們皆為 OWI 成員或相關人士,當時於中國・緬甸・印度(CBI)戰區從事對日心理戰工作。這些報告涵蓋了對日心理戰的多方面問題(參照附錄資料 I)。
他們對於八路軍的心理戰進展超乎預期並取得成果這一點,給予了高度評價。其中,他們特別指出,絕大部分的對日心理戰工作都委任給前日軍俘虜負責,而這些組成了「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組織的組成了一個名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的組織,並自主地展開工作,這讓他們(OWI 人員)感到驚嘆。
在當時的日本軍隊中,成為俘虜是極其不名譽的事,不僅是本人的恥辱,更被視為部隊之恥、家族之恥。日本軍部徹底推行「生而不受虜囚之辱」(《戰陣訓》)的教育。因此,成為俘虜者極少,多半抵抗到底,若逼不得已成為俘虜也會試圖自殺。即便作為俘虜活下來,積極與美軍合作的人也寥寥無幾。然而在八路軍地區,日本軍俘虜不僅人數眾多,而且之後與八路軍合作、從事針對日軍的反戰活動者也不在少數。
美國國務院戰爭新聞處(OWI) 的人員在努力了解八路軍地區心理戰活動實態的同時,也試圖探究那些凝固在「大和魂」中的日本士兵究竟為何、以及如何完成了轉變。他們試圖從對方先進的心理戰中認真學習。此外,他們還帶來了美軍在各戰線的對日傳單,請求「解放聯盟」的前日本俘虜們給予批評。這即是勝者(美軍)熱心地向敗者(日本俘虜)學習。八路軍及解放聯盟方面也積極地回應了這一點。當時一邊進行抗日戰爭,一邊被國民政府軍封鎖的中共・八路軍,強烈渴望與同盟國進行聯繫與合作。
本書大致探討了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是關於八路軍的俘虜政策。本書以《延安報告》為基礎,將焦點放在俘虜的處置、教化與教育上,盡可能具體地考察其俘虜政策(第一章~第三章)。
第二,是作為心理戰重要手段的傳單問題。特別是將傳單定位為宣傳工作核心的解放聯盟,進行了有組織且縝密的傳單製作。這不僅是針對日軍的宣傳,也是俘虜教育的一環。本書將在分析實際傳單的基礎上,考察這種解放聯盟的傳單政策。
(第四章)。另一方面,解放聯盟將大量攜入的美軍各戰線對日傳單逐一拿出來進行批評。本書將以緬甸戰線為例,透過系統性地考察美軍的傳單與延安方面的批評,來思考雙方的傳單政策及其合作關係(第五章)。
第三,探討了美方,特別是國務院的日本問題負責官員、曾任 CBI(中緬印)戰區司令部政治顧問的艾默生(John K. Emmerson),基於其在 CBI 地區的活動(包含在延安的觀察)所構想的政策提案。特別是追溯了他借鑑解放聯盟的組織與活動,提議設立國際性的日本人組織,以及該提案在國務院內部的處理過程。這也與戰後美國的對日政策有所關聯(第六章)。
話說回來,中國共產黨優待俘虜的政策雖較為人所知,但美軍方面並非對日本俘虜沒有親切的待遇。倒不如說在南太平洋戰線,美軍反而比八路軍更迅速、在更短的時間內成功從俘虜口中獲得供述。美軍在應對俘虜的過程中學到,為了從日本俘虜口中探聽軍事情報,親切的態度以及提供食物、醫療照護等優遇,能使俘虜的心境產生變化。
另一方面,在日本俘虜這方,雖然被灌輸「不可成為俘虜」的觀念,但對於萬一成為俘虜時的行動,除了「自決」(自殺)以外,並未受過任何教導。他們深切體會到敗給了美軍壓倒性的軍事力量。此外,這些經常從長官那裡聽聞美軍的殘暴性,並實際見聞過日軍對俘虜殘酷行徑的日本俘虜們,在恐懼拷問與死亡中戰慄不已。然而,在意外受到優待的過程中,他們的心境發生了變化。
「他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死了,不再是日本人了,覺得絕不可能再回到日本。這往往伴隨著一種重生的感覺,也就是說從這一瞬間開始,一切都改變了,與過去的關係已不復存在」[『報告—29』的解說]。艾默生也說道:「對於日本兵來說,成為俘虜意味著一種人生的結束,另一種人生將在那個意料之外的屈辱世界開始。因此,作為俘虜的生活與他們過去的生活毫無關聯」(《艾默生回憶錄》,127頁)。 於是,俘虜們只是應美軍的請求吐露所知的軍事情報。而且一旦開始說就停不下來。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日軍不僅沒有教導戰爭法規,也沒有教導應保守的情報範圍。
註釋 *1 實際上,由於包含《報告—18 A》、《報告—35 A》等文件,總數略超過七十一通。關於《報告》的完整清單與簡易解題,請參照附錄資料 I。


相對於此,八路軍的情況是與美軍戰爭形態不同的持久戰,從俘虜身上獲得立即有用的軍事情報的可能性並不大,而且獲取緊急軍事情報也並非主要目的。倒不如說,對八路軍而言,讓日軍知道俘虜不會被殺害,讓俘虜理解這場戰爭是不正義的侵略戰爭,並將此觀念廣泛傳播是至關重要的。他們重視長期的「政治戰爭」。因此,必定不像美軍那樣急於獲取緊急的軍事情報(參照第二章)。
美軍與八路軍對日本俘虜的應對差異之一,在於對中國人的民族蔑視。俘虜們對於誇耀壓倒性物資數量的美軍軍事力量,抱持著完全敗北的實感,對前線的醫療和豐富的伙食感到驚訝,覺得完全無法匹敵。這其中也夾雜著對歐美的自卑感。但在中國,自己之所以成為俘虜,是在日軍獲勝的情況下發生的不幸「事故」,甚至期待日軍遲早會來奪回他們。關於八路軍的優待政策,在物質上也不像美軍那樣好(如美軍那樣優渥)。俘虜們持續相信日本的勝利,並持續抱持對中國人的民族蔑視。八路軍方面則持續進行耐心的說服與教育,逐漸改變了俘虜們的心。
另一方面,美軍方面對俘虜的關心,基本上在讓俘虜吐出軍事情報的階段就結束了。之後只要他們在俘虜收容所裡不擾亂秩序地生活即可。這也是依照戰時國際法的做法。除了少數人之外,沒有人想過要教育日本俘虜、改變他們的想法,也不認為這種事是可能的。但如果這種事是可能的,那話就另當別論了。如果能做到的話,或許就能改變日本兵的「玉碎」或「抵抗到底」,減少因戰鬥而造成的美軍無謂犧牲。特別是當進攻日本本土時,如何減少預想中日本國民的抵抗,是心理戰的重要課題。而且這也影響了佔領政策的方向。
費雪(Fisher)等人雖然從八路軍、解放聯盟的俘虜政策中學到了很多,但在美軍實行的前線地區也面臨了困難。以八路軍的情況來說,對軍民的教育比較普及,因此即使在前線地區也能實行優待俘虜政策。但美軍的情況,軍人們一般輕視俘虜政策與心理戰,只想依賴軍事手段的風氣很強。飛行員們如果有撒傳單的餘裕,更想多丟幾顆炸彈。面對會進行「自殺攻擊」的日本兵,認為與其俘虜,不如殺掉比較快且安全。這其中也加入了對日本人的歧視意識。在這樣的現實中,心理戰相關人員持續進行著他們自己的摸索。
*1 關於日、美軍的俘虜政策,請參照河野仁《玉碎的軍隊,生還的軍隊》(講談社選書Mechie 202, 2001年)、山本武利《日本兵說了什麼》(文春新書,2001年)等。

本書的基礎,是前稿〈美國國務院戰爭新聞處(OWI) 的《延安報告》〉(載於《二松學舍大學『國際政經論集』》第八號,2000年3月)。當時,是基於之前收集到的四十八通報告所寫,但之後得以過目全部的報告。首先作為準備階段,發表了〈研究筆記——美國國務院戰爭新聞處的《延安報告》〉(載於《二松學舍創立一百二十五週年紀念論文集》,2001年10月)。這是為《延安報告》的全清單加上簡單解題的內容,其修訂版即為本書附錄資料 I。
其後,出版了名為〈美國國務院戰爭新聞處的《延安報告》〉(解說・翻譯/山本武利)(載於《Intelligence》第1號,2002年3月)的資料介紹。關於其內容,由於是資料介紹,在此不需重新贅述,僅指出兩點。山本寫道《延安報告》分散收藏於美國國家檔案館的 RG 「165、208、226」,且「據筆者調查,確認到了第71號」,這對想調查《延安報告》的人來說是不夠周全的描述。該報告,例如在 RG 208 Entry 370 Box 377 中是成套收藏的(本書即使用此版本)。另外在 RG 208 Entry 6-J Box 8 中也有成套收錄。還有其他地方也有。這大概是當時《延安報告》在心理戰相關領域受到相當關注的旁證。
接著,山本觸及了《艾默生報告》(Emmerson Report),並認為這是艾默生獨自製作・編纂的東西,但這令人存疑。艾默生確實在延安寫了幾乎所有的報告並送交國務院,但上面並沒有寫著《艾默生報告》。恐怕是 OSS(戰略情報局)的機關或人員為了方便而取名歸檔的吧。
在美國,卡特(Carole J. Carter)的《延安視察團》(Dixie Mission)是以此為對象的研究,雖然觸及了 OWI 的活動,但《延安報告》除了後來被收錄於《美亞文件》(Amerasia Papers)的數篇之外,並未被使用 *2。
就筆者所見,使用《延安報告》的研究,有赫勒格斯(Hellegers)的大作。在其第三章中,筆者考察了美國對日心理戰,屆時引用或轉用了該書中關於《延安報告》的指摘與主張 *3。
註釋
*1 例如,《日本國憲法的起源》作者赫勒格斯(Dale M. Hellegers)使用了以下資料。RG208, Bur. of Overseas Intell. FMAD, Box 445.
*2 Carole J. Carter, The Mission to Yenan: American Liaison with Chinese Communists 1944-1947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7).
*3 見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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